泰安市取水许可管理办法
山东省泰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泰安市取水许可管理办法
政府令【第125号】
《泰安市取水许可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批准，现予公布，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二ＯＯ七年八月十四日
泰安市取水许可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促进水资源的节约与合理开发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国务院《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山东省取水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取水，是指利用取水工程或者设施直接从地下或河流、湖泊、水库取用水资源。
本办法所称取水工程或者设施，是指闸、坝、渠道、人工河道、虹吸管、水泵、水井以及水电站等。
第三条 市、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取水许可管理。
泰安市城市市区、泰山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取水管理，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高新区范围内的取水，由市高新区管委会按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第四条 取水许可应首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并兼顾农业、工业、生态与环境用水等需要。
取水许可应坚持地表水与地下水统筹考虑、优先使用地表水，开源与节流相结合、节流优先的原则，实行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
第五条 取水许可应符合当地水资源综合规划、水中长期供求规划和水功能区划。批准取用的总水量，不得超过本行政区域可供水量；其中，批准取用地下水的总水量，不得超过本行政区域地下水可开采量，并应符合地下水开发利用规划的要求。
第二章 申请与受理
第六条 单位或者个人申请取水的，须经批准取得《取水许可证》后方可取用水资源。
下列情形不需要申领《取水许可证》：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的水的；
（二）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少量取水的；
（三）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排）水的；
（四）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临时应急取水的；
（五）为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环境必须临时应急取水的。
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取水，应及时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第（五）项规定的取水，应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七条 申请取水的单位或者个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应按下列规定向具有审批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一）日取地表水4万立方米以上或者日取地下水2万立方米以上的，向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二）日取地表水2万至4万立方米或者日取地下水3000至2万立方米的，跨县（市、区）行政区域取水的，取用矿泉水或地热水的，向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三）城市市区、泰山风景名胜区范围内取水的，向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四）其他取水，向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第八条 申请取水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书；
（二）与第三者利害关系的相关说明；
（三）属于备案项目的，提供有关备案材料；
（四）其他材料。
第九条 市、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取水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并根据下列不同情形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的，予以受理；
（二）提交的材料不完备或者申请内容填注不明的，通知申请人补正；
（三）不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的，告知申请人向有受理权限的机关提出申请。
第十条 下列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在提出取水许可申请时，应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并提交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一）农业灌溉建设项目年取地表水50万立方米以上、地下水20万立方米以上的；
（二）工业建设项目年取地表水10万立方米以上、地下水5万立方米以上的；
（三）城乡供水建设项目年取地表水20万立方米以上、地下水5万立方米以上的；
（四）其他建设项目年取地表水10万立方米以上、地下水3万立方米以上的。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按照取水许可分级审批权限，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其他低于本条规定取水量的建设项目，需填写建设项目水资源取用情况表。
第十一条 前条规定应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的建设单位在办理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手续时，应当附有经批准的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
第三章 审查和决定
第十二条 市、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取水申请后，应对申请材料进行全面审查，自受理之日起4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批准。决定批准的，应同时签发取水申请批准文件。审批期限不包括听证和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所需的时间。
对取用城市规划区地下水的取水申请，市、县（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在作出批准决定前，应征求规划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对泰山风景名胜区范围内的取水申请，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征求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的意见。
行业用水定额核定的用水量，是审批取水量的主要依据。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水行政主管部门不予批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不批准的理由和依据：
（一）在地下水禁采区取用地下水的；
（二）在取水许可总量已经达到取水许可控制总量的地区增加取水量的；
（三）可能对水功能区水域使用功能造成重大损害的；
（四）取水、退水布局不合理的；
（五）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能够满足用水需要时，建设项目自建取水设施取用地下水的；
（六）可能对他人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产生重大损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四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认为取水涉及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听证的，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取水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害关系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要求听证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听证。
因取水申请引起争议或者诉讼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中止审查；争议解决或者诉讼终止后，恢复审批程序。
第十五条 取水申请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申请人方可建设取水工程或者设施。
取水工程或设施竣工后，申请人应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报送取水工程或者设施试运行情况等相关材料；经验收合格后，核发《取水许可证》。
直接利用已有的取水工程或者设施取水的，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合格，发给《取水许可证》。
第十六条 开采地下水的，必须取得取水申请批准文件后方可开凿水井，并在凿井施工结束后10日内向取水口所在地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成井资料。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未取得取水申请批准文件的单位和个人开凿取水井。
第十七条 取水申请批准后3年内，取水工程或者设施未开工建设的，取水申请批准文件自行失效。
建设项目中取水事项有较大变更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并重新办理取水许可手续。
第十八条 《取水许可证》有效期一般为5年，最长不超过10年。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有效期届满45日前向原审批机关提出申请，原审批机关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延续的决定。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需要变更取水许可事项的，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向原审批机关申请，办理有关变更手续。
第十九条 依法获得取水权的单位或者个人，通过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改革工艺、节水等措施节约水资源的，在取水许可的有效期和取水限额内，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可以依法转让其节约的水资源，并到原审批机关办理取水权变更手续。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每年年底前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本年度的取水情况和下一年度取水计划建议。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依照本地区下一年度取水计划、取水单位或个人的计划建议、水资源状况等，按照统筹协调、综合平衡、留有余地的原则，向取水单位或个人下达下一年度的取水计划。取水单位或个人确需调整取水计划的，应当经原审批机关同意，并重新下达取水计划。取水计划不得超过取水许可限定的取水量。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按年度将取用地下水的情况抄送同级国土资源部门，将城市规划区地下水取水情况抄送同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一条 取水单位或个人应按照《取水许可证》、经批准的年度取水计划和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取用水资源，并及时缴纳水资源费。
超计划或超定额取水的，对超计划或超定额的部分累进收取水资源费。
取水单位或个人应当依照国家技术标准安装计量设施，保证计量设施正常运行，并按照规定填报取水统计报表。
第二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的年度取水量予以限制：
（一）因自然原因，水资源不能满足本地区正常供水的；
（二）取水、退水对水功能区水域使用功能、生态与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
（三）地下水严重超采或者因地下水开采引起地面沉降等地质灾害的；
（四）出现需要限制取水量的其他特殊情况的。
发生重大旱情时，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取水单位或者个人的取水量予以紧急限制。
第二十三条 在地下水超采区应当严格控制开采地下水。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的范围内，严格控制自建取水设施取用地下水；已经批准的，取水许可期满后应逐步压减地下水开采量和年度用水计划，直至限期封闭。
第二十四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各县（市、区）、市高新区取水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取水的，可以直接征收水资源费、实施处罚。
第二十五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7年9月1日起施行。
1992年11月17日市政府发布的第25号令《泰安市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同时停止执行。
中 国 近 代 法 学 教 育 的 先 导
—————天津北洋法政学堂
20世纪初，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为形势所迫，欲效仿日本走“变法维新”之路。1901年1月，光绪皇帝颁布上谕，决定实行新政，包括变法修律、政制改革、设新学、废科举等。随着各种新律的全面修定，推行新法的法学人才日见短缺，当时急需培养大批汇通中西法律的人才。清廷遂派出大批留学生到日本，习学日本的法律，并从1906年起，以这些留日学子为核心创办了中国第一批官办法律学堂，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天津的“北洋法政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直隶总督袁世凯听取赴日本考察的阎凤阁(后来的直隶省议会议长)、梁志宸(后来的直隶省议会副议长)等人建议，仿照日本法政学堂，奏请清廷批准在天津创办“北洋法政学堂”，委任黎渊〔注1〕为监督（校长）；校址在堤头村新开河河坝下(今河北区志成道33号)，校舍为中西合璧式建筑。新开河上曾有一座“法政桥”，就是这一历史的见证。该校曾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那是因为：
其一：天津濒临渤海，既有通商口岸，又有九河通衢之便；既“具有江淮的风格”，又距首都最近。鸦片战争之后，天津受西方先进文化思想影响，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心，其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驻地，外交地位和政治地位显赫，成为外国人眼里的中国“第二政府”。在对外方面，“吾国外事尽萃于天津，外交之利害，全国之安危，而恒于是乎卜之”；在内政方面，“数十年来，国家维新之大计，擘画经营，尤多发韧于是邦，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举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罗澍伟《天津，近代中国的“窗口”》http://www.tianjindaily.com.cn/docroot/200412/14/rb02/14150901.htm）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地位，天津的“北洋法政学堂”从创建起就在全国成为颇具影响的率范。
其二：北洋法政学堂自创办起，在学制、课程设置、任教师资等方面处处效仿西制，走一条新型办学之路。该校学制分为速成与专门科两类：速成科学制一年半，旨在短期内为政府培训急需的法律人才。速成科又分为“职班”（司法科）和“绅班”（行政科）；绅班专收直隶地方士绅，以培养地方自治人士为主，须经府、厅、州、县保送，但也同样要参加入学考试。职班专收外籍有职人员，主要是培养律师。速成科开设的课程包括大清律例及唐明律、现行法制及历代法制沿革、法学通论、宪法大意、刑法、民法要论、商法要论、大清公司律、大清破产律、民刑诉讼法、裁判所编制法、国际法、监狱法、诉讼实习，共14门；在第三学期考试及格，就算毕业。专门科分法律、政治两系，学制六年(预科三年，正科三年)，课程设置繁重，要求掌握两门外语，且十分严格；预科三年外语占主要地位。第一外语日语，每周12小时；第二外语任选英、法、德语之一，第一年每周六小时，第三年递增至十小时；因此外语课每周至少18小时，占全周课时36小时的二分之一以上。学校规定，外籍教员授课，“无论正科预科……一概不用通译;使学生直接听讲，以节钟点而收实益”。这就迫使学生，不得不全力学习外语 (首先是日语)。在正科三年中，专业课设置以政治专业为例，必修科目包括中国的《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宪法、民法、刑法、国际公法、私法、商业、银行、货币、商法、地方自治、西方政治学、财政学、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哲学、政治史、外交史、通商史、统计等，多达30余科。考试制度极为严格，在学校章程中，明白规定“两次学年考试不及格者”责令退学。
此外，北洋法政学堂从开创起就形成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很少门户之见，学校除聘请日籍教师和留日学子任教外，共产党员张友渔、阮慕韩、杨秀峰、温健公、何松亭、黄松龄、闻永之、陈志梅等人均曾在该校任教授或秘书、主任等职。这种严谨的办学形式和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北洋法政学堂在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中颇具影响。
其三：北洋法政学堂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是中国近代史上传播反帝反封建先进思想、培养革命人士的阵地。从它刚建立开始，师生们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积极研究和宣传西方进步思想，思想活跃，屡起学潮。1909年12月，清政府直隶提学使司曾以“北洋法政学堂屡起风潮，决定解散。” 但是，这一决定因各方舆论反对，而没有实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同志1907年考入该校，为专门科第一期学生（在校学习6年），并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在校期间他被推举为“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担负主编会刊和编译书籍的重任，创办了《言治》杂志，主持编译了《(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和《蒙古及蒙古人》两部震动海内外的著作。1912年6月至1913年间，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堂写下了《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揭露了在所谓共和体制下民权的丧失，人民的苦难。在北洋法政学堂这个新式学校里，李大钊广泛地阅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书籍，受到了反对封建主义，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树立起民主主义的信念。抗日爱国将领张自忠也曾是法政学堂学生。1911年张自忠考入了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这些对他日后的成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全校学生思想倾向进步，政治空气浓厚，该校成为天津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策源地之一。“一二·九”运动中，该校学生朱纪章、庄金林曾参加组织领导天津市学联、全国学联工作，阮务德、王民生、王守先在后来的抗日斗争中英勇牺牲。1937年2月，因师生积极参加抗日运动，学校被当局武力封闭，强行解散。
李大钊在1923年参加母校18周年校庆纪念会演讲中曾做过这样的评价：“那时中国北部政治运动，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学堂为中心，所以我校在政治运动史上很是重要。”
20世纪的“北洋法政学堂”也历经了变革与发展，1911年改称“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4年6月，直隶省当局决定将保定法政专门学校、天津高等商业专门学校并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改称“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设法律、政治、商业三科。1928年改称“河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1929年国民政府试行大学区制，学校改隶北平大学区；3月，学校改称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同年8月，学校升为大学，并且开始招收女生。至此，北洋法政学堂完成了由学堂到大学的转变，原有各科改称学系。1937年2月，因学院师生积极参加抗日运动被当局武力封闭，强行解散。抗战胜利后，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复校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因种种原因，至1947年秋该院前院长杨亦周〔注2〕等在广大毕业生支持下，几经周折，才在原校址艰难地复校。“北洋法政学堂”历经清王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到解放初院校调整结束为止，虽曾六易校名，但人们习惯上还是称之为“北洋法政”。
建国初，法商学院法商两系分别并入北京政法学院和南开大学。
革命先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是天津人民的骄傲和光荣，是天津北洋法政学校的骄傲和光荣。为了继承和发扬李大钊同志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1998年2月在李瑞环、姚依林、谭绍文等中央、市委领导的直接关怀下，经天津市委、市政府批准，把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确立为法商学院的延续(北洋法政学堂后更名为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并在学院内建立了李大钊烈士纪念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同志亲笔题写室名，许多中央和天津的老领导为李大钊纪念室题词。1994年5月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李大钊纪念室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为天津市政法干部的培训基地、法学教育的摇篮、李大钊烈士母校的延续一一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并没有辱没先烈的革命精神和北洋的光辉校史，她已经拥有了一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为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培养了数万名法律人才。莘莘学子的足迹遍布海河之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像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的法治大厦上，似芬芳的桃李盛开在法学的百花园中。天津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将朝着革命先驱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继续为民族振兴和社会安康做出了新的贡献。
〔注1〕黎渊，1879年生人，贵州遵义府附生。先在苏州中西书室习普通学一年。光绪二十五年，自费赴日留学，在东京善邻书院习普通学二年。光绪二十七年，经前四川总督派归四川官费，入东京中央大学习法律专门科。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毕业，领有优等文凭。复于是年八月，入该大学高等研究科，专攻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科。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因高等研究科论文试验合格，领得研究科优等毕业文凭，获法学士称号。九月经电调回国，筹办北洋法政学堂事宜。
〔注2〕?钜嘀埽?颖笔⌒刑葡厝恕Ｔ?谔旖虮毖蠓ㄕ??６潦椋?渭庸?竦车叵禄疃??⑷喂?ㄕ??Ｐ３ぁ?928年北伐军占?天津时，曾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委?T兼?织部?，次年市党部改?被排挤在外，?拇饲阆蚵砹兄饕濉：笕ト毡玖粞В?弦岛笥秩ビ⒐?钤欤?934年回国，在大学任教，后在经济部门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天津，任天津中国纺织建设分公司经理，天津参议会参议长。他在天津解放前夕坚决抵制了反动政府的造谣和炸毁工厂的行动，顺应民意积极主张和平解放天津并代表民间组织参加和平谈判。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长，“民革”河北省委员会主任。
(兰绍江编撰)
参考资料：
1、《李大钊与天津》；刘民山编 天津社科出版社1989．12
2、《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http://www.zhangzizhong.com/tbcr-1.asp
3、《法政学堂植栋梁》http://news.sina.com.cn/c/2004-04-07/23013106695.shtml
4、《近代中国的“窗口”》罗澍伟http://www.tianjindaily.com.cn/docroot/
5、《具有开创意义的天津高校》http:// tianjin.enorth.com.cn/ system/2004/11/12/000901623.shtml
6、《李大钊》http://twt.tju.edu.cn/theory/read.php?id=407 >>中共十大元老
7、《清末法制变革中的日本影响》侯欣一 http:// www.legal-history.net/scholar/
（刊载于《天津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附图：
(本文发表于《天津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一期；此处删去所有图片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