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护林防火暂行办法
四川省人民委员会
四川省护林防火暂行办法
四川省人民委员会
第一条 为严防山林火灾，保护国家森林资源，特制订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国有、合作社有、私有的山林（包括成林、幼林、灌木林和宜林荒山）均依照本办法加以保护。
第三条 护林防火工作必须贯彻“依靠群众”和“防胜于救”的方针。
第四条 根据历年山火发生时间的规律，规定每年十一月至次年五月为山火警戒期。
第五条 山区和山林附近地区（以下简称林区）各级人民委员会应经常重视护林防火工作，在山火警戒期间更应把护林防火工作列为一项重要任务，统一安排布置，并组织有关部门建立护林防火领导机构，指挥辖区内山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
各乡人民委员会应督促林区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山火警戒期间，把护林防火列入生产计划内，并建立护林防火小组、队等基层组织，认真执行上级关于护林防火的各项布置和规定。
林区一切机关、团体、部队、企业、学校均应在当地护林防火机构的统一领导下，认真开展护林防火工作。
第六条 林区各级护林防火机构在山火警戒期间，应大力进行护林防火宣传教育，做到家喻户晓，并广泛开展以乡为单位，以农业社为核心的无火灾竞赛运动。
第七条 烧垦烧荒、烧牧场、炼山造林等生产性用火，应尽可能采用代替办法。必须用火时，应报请乡人民委员会批准（面积在五十亩以上者，报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在安全地点，无风天气，有组织、有领导、有准备地进行，并作到火灭人离。烧灰积肥、熏烟防霜或其他农业生产上
必须用火时，均应在远离森林的地点进行，并须专人看守。
第八条 在林区采伐、放牧、做工、通行、游览等，均必须遵守当地的护林防火制度。
在林区从事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用火时，必须报经乡人民委员会批准，按照指定地区，确实作好防火的安全措施，在山火警戒期，尤应业加控制或暂时停止生产。
在林区狩猎，应向乡人民委员会或营林机构登记，禁止烧山逐兽和其他用火狩猎的办法。
在林区生火取暖、烧煮食物及上坟烧纸等，均必须作好防火戒备，并作火灭人离。禁止在林区内乱扔火种（如烟头、火把头等）。
第九条 在林区进行打靶、试炮、爆破、勘探和调查等工作时，必须事前报告县人民委员会，并在工作现场，做好防火戒备，防止发生山林火灾。
凡通过林区道路的烧木炭或煤炭的交通工具，均必须在安全地点清理炭炉，禁止随地倾倒灼热的炭渣和灰烬。
通过林区的高压线，应由架设单位在每年山火警戒期前，清除线路中容易着火的干枯枝叶，并将电杆周围土地上的草皮割去。
第十条 林区机关、企业、村庄住户，在山火警戒期前，应在村庄或房舍周围，开辟足以保证安全的防火带。并应准备防火工具，切实负责护林防火。
林区的学校教师、家长儿童必须认真管教，严禁在野外玩弄火种。
第十一条 发现山林火灾，人人都有责任立即扑救。同时，应向当地人民委员会、护林防火机构或林业部门报告。这些机关单位接到火情报告或发现火情后，必须立即组织并领导群众及一切工作人员积极扑救，并采取安全而有效的扑救方法，避免发生伤亡事故。火焰扑熄后，应认真检
查火场，消灭余烬，以免复燃。
第十二条 为了迅速赶赴火场，扑灭山火，当地铁路、公路、水运、农业社、农场和其他机关的交通工具应尽先供给救火人员使用。邮电、卫生、粮食等部门也应在电讯、医疗、粮食供应上给予救火工作上的便利。
救火利用公私交通所消耗的汽油费、马料费由失火单位负担，如系自然火源或群众不慎失火，可由林业部门负担。群众救火时间超出一天以上时，得由林业部门酌情补助伙食费。
第十三条 山林火灾扑灭后，当地人民委员会或护林防火机构应立即查明原因和损失情况上报，并追查责任，依据本办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条款处理。
第十四条 任何机关、团体及其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对下列任何一项护林防火工作有显著成绩，经审查确实的，可由各级人民委员会给予表扬、奖状、奖金或授予“护林防火模范”称号等奖励。有特殊功绩的，可报请省人民委员会给予奖励。
一、护林防火机构健全，能经常采取有效措施，结合中心工作安排布置、督促检查，对护林防火有显著成效的；
二、对护林防火工作认真负责，经常深入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积极发动群众订立切实有效的护林防火公约，从而广泛开展无火灾竞赛运动，有显著成效的；
三、指导群众因地制宜地改变各种用火习惯，并总结推广群众防火经验，对防止山林火灾有显著成效的；
四、遵守护林防火政策法令，响应人民委员会的指示号召，积极带头推动护林防火工作有显著成效的；
五、发现山林火灾及时报告，并积极带头奋勇扑救，使山火损失大为减少的；
六、迅速破获放火焚烧山林案件，积极检举、逮捕放火犯或预谋犯的；
七、对护林防火有新的发明创造，确收实效，或有其他显著功绩的；
第十五条 因为积极扑救山林火灾，以致负伤或者死亡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和劳动部一九五四年六月联合公布的“关于经济建设工程民工伤亡抚恤问题的暂行规程”酌情分别给予医药、生活补助或抚恤费。
第十六条 任何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员及人民群众，不认真贯彻本办法的各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情节，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赔偿、罚款及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处理。
一、不认真负责布置和督促检查护林防火工作，或对山林火灾案件不及时处理，因而在责任地区经常发生山林火灾；
二、不认真掌握生产用火批准制度，不督促做好防火准备因而不断引起山林火灾的；
三、不积极采取各种有效的防火措施，因而在责任地区连续发生山林火灾的；
四、当发生山火时置之不理，或引起山林火灾不及时报告、求救，又不积极进行扑救，因而造成损失的；
五、未经批准擅自进行生产用火，或者不按规定采取有的防火措施，因而引起山林火灾的；
六、发现有人放火，或企图放火烧山而不捕捉或检举的；
七、受人唆使或挟忿报复放火烧山林的。
第十七条 反革命分子故意放火，或者煽动别人放火焚烧山林的，按惩治反革命条例惩处。
第十八条 引起山林火灾的当事人因一时疏忽失火，能积极扑救，使山火迅速扑灭，并自动向当地人民委员会坦白、真诚悔过的，可以酌情减轻，或者免予处分。
第十九条 关于农、林、畜牧业生产用火，省护林防火办公室得根据本办法的精神，另订实施细则，报省人民委员会备查。
第二十条 各县人民委员会得根据本办法的精神，结合当地具体情况，制订护林防火细则，报省护林防火办公室备查．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57年11月11日
论司法独立
——从“人类对自身的恐惧”谈起
秦梦轩 云南大学法学院
摘要：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确立的，它调整着国家审判机关与立法、行政等其他职能部门的法律关系。恩格斯认为司法独立产生之渊源乃“人类对自身的恐惧”。本文就从恩格斯对司法独立溯源之理论谈起，对其观点进行批判的继承，从司法独立与自由、权力的关系分析至我国司法独立的改革与创新。
关键词：司法独立 三权分立 权力 自由
一
司法独立源于国家权力的内部分工，而关于权利分工的理论源头，恩格斯借用宗教术语对这一分权理论作了一种形象表达：“如果说国家的本质像宗教的本质一样，也是在于人类对自身的恐惧，那末，在君主立宪国家特别是英国这个君主立宪国家，这种恐惧达到了最高点。” 按照恩格斯的理解，这种权利分工源于“人类对自身的恐惧”，即人类对于自己所创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充满着猜忌与戒心；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专制、独裁，人们就想通过对一种国家政体形式的塑造，将国家分解成由不同主体掌握的权利，从而防止权力的集结而导致对人民权利的危害。专制政体对于人民的最大危害，莫过于扼杀人民的自由，用统治者的意志来代替人民的判断。三权分立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武器，但它维护的资产阶级专政亦有其落后的一面，借用恩格斯的一句话：“这种分立事实上只不过是为了简化和监督国家机关而实行的日常事物的分工罢了。”
所以，恩格斯就司法独立产生渊源认为为“人类对自身的恐惧”。笔者认为，对于恩格斯关于司法独立的渊源之理论，我们应该进行批判性地继承。按其观点，虽然司法独立缘于“恐惧”，但其存在并适用至今，而且现在的法治文明社会更加强调司法独立，那么，其存在就有一定的合理性。下面笔者就具体阐述一下。
二
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产生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法律的社会性和功利性决定了法律只有满足社会的需要才能赢得合法性。司法独立是人类为实现司法公正所追求的制度安排，然而司法独立并非一种超历史的客观存在，它必须受制于相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恩格斯认为，司法独立这一原则“最透彻地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恐惧”当时西方的文化中就流淌着“人有原罪，性本恶”之性恶论；亚里士多德亦认为人性本质即贪婪可恶，众人智慧优于一人智慧，众人之治优于一人之治，加之基督教认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是原罪的，被上帝定罪而流放尘世，两者共同构成西方性恶论的基石。由此可见，恩格斯司法独立理论之人性论基础是正确性的。可以说恰当地运用了唯物辩证论关系。
（一）司法独立与自由
16、17世纪，人文精神在西方社会逐渐传播开来，其主要是针对中世纪宗教统治下的人依附于教会且个性被压抑的极端主义而提出来的，进而由宗教改革演变为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完成社会变革。应当说，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并比较充分地论证了个人自由的理论，从而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司法独立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①。
洛克认为：“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②。”孟德斯鸠认为：“在一个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的事情○3”。对孟德斯鸠的这句话有些学者认为，“能够做”是指行动自由，“被迫做”则隐含着意志自由。关于意志自由，黑格尔曾指出，“法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④。”一个人在自己享有意志自由的时候，应当尊重对方的意志自由，在现代文明社会也体现着对人的尊重；一个人如果只顾自己的意志自由而随意破坏他人的意志自由，则是对他人尊严的一种侵犯。和个人的意志自由一样，组织的意志也是自由的，也应当得到尊重。因此，尊重法官和法官的意志自由，就应当允许法官按照自己的意志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认定和选择，同时不干涉法院对司法权的独立行使。
所以，只有司法独立了，才能真正的保证人的自由。这一点与恩格斯的观点不谋而合，恩格斯认为国家制度和法律的目的在于保护人的自由和权利。人们为了实现单凭个人力量所不能实现的利益和自我保护，满足人的本质的社会性需要，就必须建立并参加国家共同体，并让渡一部分可与自身相分离的个体权利和利益给国家，“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全部人的自由寄托在它身上”，形成代表普遍利益的公共权力。这个“公共权力”就包含司法权。
（二）司法独立与权力
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独立的政治基础是权力分立。在资本主义国家，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相互的具体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机关经立法机关同意有权任命法官，或者行政机关提名法官代表，由国家元首任命，而违法失职的法官则有立法机关进行弹劾；二是行政机关违法的行政行为，法院有权通过行政诉讼进行审查并予以撤销；三是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令是否违反宪法，法院拥有否决或撤销的权力，即违宪审查权。而法院要行使后两种权力，很显然其必须拥有不受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干涉的独立地位和权力。但由于法官通常由行政机关任命或经立法机关批准由行政机关任命和立法机关有权对违法失职的法官进行弹劾，加之立法机关可以通过制定法律对社会发挥重大影响和行政机关拥有广泛而庞大的行政管理权，因而司法权容易受到侵犯、威胁。
美国宪法起草者之一汉密尔顿曾深刻的指出：“大凡认真考虑权力分配方案者必可察觉在分权的政府中，司法部门的任务性质决定该部门对宪法授予的政治权力危害最寡，由其具备的干扰与危害能量最小。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立法部门不仅掌握财权，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与此相反，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司法权不受干涉就显得非常必要了⑤。”
因为人们“恐惧”在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下司法权受到立法权、行政权的侵犯、威胁与影响，为了防止这种“恐惧”的发生，所以要求司法独立。由此，司法独立便成为资本主义各国处理司法权和立法权、行政权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因而对于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只规定司法独立而不规定立法独立、行政独立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
司法独立是指司法权由司法机关排他性行使，司法组织和司法人员在行驶职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作为一项宪法原则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确立的，它调整着国家审判机关与立法、行政等其他职能部门的法律关系。这一原则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审判权的专属性。即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依法设立的法院和具有法定资格的法院专门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团体、个人都不能行使。例如，我国宪法第78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能服从法律。”二是法官职务行为的独立性。即法官行使审判权时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既不受立法、行政机关的干涉，也不受上级法院或本法院其他法官的影响。例如，日本宪法第76条规定：“一切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由法律规定设置的下级法院；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本宪法和法律的约束”。
孟德斯鸠认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他指出：“每一个国家有三种权利：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当立法权力行政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力不同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分立，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力同立法权利合而为一，则将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权力。如果同一个人或者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权、执行公共决策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都完了⑥。”正因为有了像孟德斯鸠这一类的学说，才有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三权分立”的宪法理论及民主思想。这些产生的社会背景和思想理论基础，就是司法独立原则的渊源和思想理论基础。
四
司法独立同样也是我国的一项宪法原则，按照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是相对于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而言的。这是因为，我国实行的是议政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查机关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即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同时，我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权组织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在宪法中得以确认，因而，司法机关也不能向中国共产党独立，这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可以说是中国特色下的司法独立。而且“司法独立”这一概念也是从西方国家借鉴来的。所以从我国司法独立产生的背景条件和原因来说，并不能简单地用恩格斯的观点认为我国的司法独立亦源于“人类对自身的恐惧”。
笔者认为，我国并没有走向真正的司法独立。因为司法独立的前提是三权分立，而我国，行政权力干扰导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从而出现严重的司法腐败。具体表现在：（1）司法权同行政权虽在职能上分离，但在体制上仍难舍难分。首先是司法机关的财政不独立，仍隶属于行政系统，依靠行政的供给；其次是人事任免权实际上也掌控在行政机关手里，这就使司法工作常常受行政的掣肘。（2）在司法官制与内部管理体制的行政化方面：现在法官的官制受行政官阶制的影响。法官无终身制和高薪制作为职业保障，受内部行政管理体制的缚束，而难以放心大胆地只服从于法律。（3）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之间常出现指示与请示的现象，以及地方政府对地方法院审判的非法干预，这就破坏了下级法院或地方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即便如此，在我国强调司法独立并以制度上保障司法独立还是完全必要的，当然，这里司法独立只是相对的。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强调司法独立、实现司法独立，最基本的有三点：一是改革法院体制，摆脱或限制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二是改革法官制度，培育高素质的法官和理性的法院；三是调整政治与司法的关系，实现政治影响的程序化和理性化⑦。我国宪政体制下需要实现司法独立，也具备了司法独立的可能性，通过对司法体制的改革一定能成功的实现司法独立，促进司法统一和司法公正，推动我国的宪政建设和法治化向前发展。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已为世界所公认，对于恩格斯司法独立源于“人类对自身的恐惧”，我们亦加以批判的继承。但事实表明，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司法公正，它虽然不是司法本身的价值追求，但却是司法生命的根基。
注释：
①谭世贵：《司法独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②[英]洛克：《政府论》(下篇)，瞿秋农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