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制度改革与诉讼法的完善
宜黄县人民法院 肖文军
总述：诉讼制度与诉讼法的改革（三个审判关系主体的改革）。
一、 明确法官概念及职权，实现法官精英化，树立法官权威。
二、 明确检察官的地位。
三、 改革诉讼代理制度，加强律师调查取证权。
进入九十年代后，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大陆法系为基础，以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为框架的法律体系。由于两种不同法系间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冲突，决定了我国诉讼制度改革是复杂的过程。但不管怎样我国这种结构的诉讼制度经过九十年代后已经初步建成。
但这种诉讼制度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革。如证据制度、庭审规则、强化合议庭及独任法官的职能、法院内部机构的调整等等方面的改革。以上提及的方面多有论述，本文所涉及的诉讼制度改革与诉讼法的完善着重于审判关系的三个主体：法官、检察官、诉讼代理人（律师）的改革与完善。我国的诉讼制度和诉讼法如能解决好审判关系的这三个主体所存在的问题，将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甚至可以解决我国在诉讼制度改革中所遇到的其他问题。
一、明确法官概念及职权，实现法官精英化，树立法官权威。
法官是审判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主体，法官的改革涉及到诉讼制度的方方面面，法官的改革也必然是诉讼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
（一）、明确法官的概念和职权。
诉讼制度改革与诉讼法的完善首先是围绕法官开始的，因此明确法官的概念就显得极为重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将Judge（法官）定义为： public officer with authority to decide cases in a lawcourt（有权在法庭裁决诉讼案的公共官员）。这种解释清楚的表明法官应当在法庭上行使审判权的这一特征。我国《法官法》将法官的定义为：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这一概念过于含糊。《现代汉语词典》和《精编法学词典》都将法官的定义：法官是法院中审判人员的通称。这种法官定义很不完善，没有将法官必须在法庭行使审判权本质特征表述出，但这一解释恰恰是对我国现阶段法官最正确的解释。我国现在的诉讼制度改革中碰到的许多难点就是因为法官这个审判关系最为重要主体的概念不清造成，就《法官法》而言区分法官与法院系统工作人员并不难，但现实中却很难区分，办公室、监察室、档案室、调研室等等工作人员不主庭，不行使审判权都被称为法官，具体表现在法院的工作人员多而办案法官少。法院的改革一方面面临着法官队伍庞大，积重难返的局面；另一方面面临着办案法官太少，法官队伍难以充实的尴尬的局面。法官概念不清，法官改革自然会陷入困境。
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法官职责不明确。法院和法官的一些权力没有得到限制，如法官的调查取证权没有得到限制。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法官没有庭外调查权或主动调查权，就不能保证办案的质量、查清案件的事实，这种想法很奇怪，他的前提是建立在对检察机关、公安机、当事人调查取证的否定的基础上的，实际上在刑诉讼中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行使了国家侦查权，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证据不会比法官调查取证的更完善，因保留了这一权利，造成在民事审判中法官因取证不到或认为没有必要取证而被当事人认为法官办案不公。法官走出法庭调查取证如何保证自己不会先入为主和如何保证自己居中认证。事实上在三大审判中法官参与调查取证都将打破诉讼的“等腰三角形”结构平衡，法官调查取证是对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否定，法官走出法庭调取的证据如何能保证自己不会先入为主和如何能保证自己居中认证。因此没有必要让没有侦查权的法官在庭外调取证据。当然为保障法官不走出法庭，还须要进一步完善我国诉讼代理制度，确保当事人各方都能收集到各种证据（本文第三部分将此进行阐述）。再如，由法院直接受理刑事自诉案。自诉案件的审理难易程度撇开不管（一些学者认为此类案件简单，无须侦查，大都适用简易程序，但实际此类案件是刑事审判中的难点），自诉案件的受案审查是实体性审查，是以被告人经审查构成了犯罪为立案条件的。这不仅与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发生了冲突，也是对我国９６年刑法确立无罪推定的否定。从以上两点，就应当排除法院直接受理自诉案件，更不要说此类案件，被告人多作无罪辩护，依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没有适用简易程序的可能。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我国刑诉法第１７３条第（３）项（自诉案）中竟赋予法官弱化的监督权，这种监督权的范围对象竟是公检机关，显然该条款有违宪的嫌疑。
我们要明确法官的改革不在于给法官增加职责，而在于明确法官的职责。法官的职责不明确，保留了些非法官职责的职责，而这种职责不能促进法官办案的公正与效率的作用，反而成为束缚法官的枷锁。从现实意义上说，限制法官的职责更有利于促进司法公下和提高司法效率，也更有利于法官的权威树立。
（二）、实现法官精英化。就我国现有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结构来看，实现法官精英化在现行法官体制下这将是一个漫长的问题。在我国法官究竟是多了还是太少，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我身边说起，全院四十多名法官，办案法官只有十三名（刑、民1、民2、行、法庭）。这中多少能让人看到法官精英化的希望。但法官精英化不仅仅在于法官队伍（我国已对法官队伍精英化问题开始重视，故本文不在涉及），更在于我国的法律体系的确认，如检察机关对法官的监督具体到个案的审理过程，甚至到与法官在某一个案对法律理解问题上行使监督权，在我国没有哪一机构象法院一样如此受约束；其次在我国司法最终裁量权并没有得到真正实现，如法官无权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而在《行政复议法》却赋予了上级行政机关的审查权，作为纠纷的最终裁量的法院却没有一级有此权限，这不能说是立法的遗憾，更为遗憾这都是建立在法官整体素质不高的怀疑基础上的，也使得法官不得拒绝裁判成为纯法学理论。我们在制定每部法律时，对行为人都是采取了“合理人”、“良家父”的标准。但我国在制定法律中关于法官的部分却采取了怀疑、否定的标准，而没有采取法官就是社会精英他的素质要高于一般行为人的标准。我们不反对权利的限制和监督，但要建立在高标准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怀疑、否定的基础上的。如我国法律本身不能确认法官就是精英的话，那在这里谈法官精英化已无意义。梁慧星教授在一次授课后讲，没想到法官的素质要比想象的高出很多。梁教授在此前的想象，可能是我国立法者的想象，我们不否认我国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事实，但作为法律却应当确立法官精英化的精神和原则，先有法官精英化的立法，而后有精英化的法官。
（三）、树立法官权威。一国法官的权威决定了该国法治的程度，法官的权威就是法律的权威。法官的权威不是来自于法官的权力，而是来自于法官公正。在我国至今法官权威还没有在公众心中树立起来。究其原因有：一、法院和法官没有完全从行政机关脱离开，一府两院是一府下的两院，法官与公务员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分，这就是为什么法官办案过程中行政干扰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行政诉讼会陷入困境的最主要的原因。在这种体系下要树立法官权威是没有任何可能的。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费里德里希.李斯特所说：“国家公职人员，他们的职务行为本身就是公众批评的目标，他们多少又处在上司的影响之下，因此又怎能指望他们在个别人与当权者的抗争中做出公正的裁决呢？”（摘自《世界著名法庭论辨演说精粹》第97页）百姓即使胜了一场行政官司却再没有勇气去打第二场行政官司。二、法官在办案过程中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思想。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法官在自我评析时，对自己在办案中就案办案，考虑社会效果少进行了批判，这实际上就是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表现，直到现在报刊仍不乏这种论调，令人对法律界非常担忧。就案办案有何错，办案法官办案应以有效的证据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案件裁决的准绳，不应兼顾考虑办案的社会效果，否则必然会以牺牲法官的公正和正义为代价，且法律本身在制订时就已经将社会效果这一因素考虑进去了，不必法官在具体案件在另行考虑了，如要考虑的话，我想这部法律有问题，但即便是这样法官也必须绝对服从法律，但不是政策，如果法官在考虑社会效果，那他已或多或少的放弃了公正。当法官能超越外界的种种因素，自由的适用法律，谁还会怀疑法官在适用法律是否实现了公正。法官的权威自然能得到树立。
二、明确检察官的地位。
在我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的地位是双重的，一是支持公诉，二肩负着监督人民法院审判活动是否合法。检察官这种双重地位制度几乎使我国的诉讼制度改革毁于一旦，与我国在控辩式基础之上诉讼体系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因为检察官在诉讼过程既行使公诉权，又行使监督权（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检察官在诉讼中更主要的是行使监督权）。显然检察官在诉讼中如何行使他的权力是一个矛盾的问题，但这个矛盾最终却落在法官身上。一、这个矛盾是建立在法官在诉讼中必须有大量的各种因素的不公正而不是少量的怀疑的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对法官整体素质的否定的基础上的，否则检察官在诉讼中更主要是行使监督权就变得毫无意义，当然的还有一个推断就是检察官的素质要高于法官。二、检察官起诉的被告人，法官必须认定有罪，法官必须做有罪推定，即所谓“被告人进门三分罪”，这点已被现实的审判实践所证实——我国法院无罪判决占公诉案件的比例和（一些基层法院通行做法）无罪判决必须经过审判委员会研究就是很好的说明。三、当充任公诉人的检察官以法律监督者身份出庭，必将弱化自己作为控诉方所承担的支持公诉职能，我们如何能保证检察官的意识不会约束或影响到法官的裁判。当检察官的意识约束或影响到法官的裁判，并要求按他的意识给被告人公正的裁判，对已被告人而言已无公正可言，也正因如此我们一些法官热衷于法庭上调查犯罪、证明犯罪，甚至到法庭外去查证案件。这就使得控辩式诉讼两点最基本的要求：控辩双方均衡对抗、法官均衡裁判变得毫无意义。综上三点理由，我们必须重新明确检察官的地位，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官在刑事诉讼的审判关系中监督权仅仅与公民的监督权对等（如抗诉与之对应的上诉），仅是审判关系的一方主体，行使公诉权，即实现监督权与公诉权（公诉权中保留抗诉权）相分离。这一点也并未与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相悖。
三、改革诉讼代理制度，提高律师调查取证权。
（一）、我国的现阶段诉讼代理制度可用一个字来形容，“乱”，怎么乱都可以说。这其中原因在于我国三大诉讼法，我国三大诉讼法都没有排斥非律师进入诉讼，造成大量所谓法律工作者成为专业诉讼代理人。这些“专业诉讼代理人”不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不需要纳税，不受任何组织、任何职业道德的约束向公众提供法律和非法律方面的服务，一旦败诉，他便可以找出如司法腐败、法官素质过低等理由来解释。这些人不仅不会促进我国诉讼制度改革，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官权威的树立。很难想象在这种诉讼代理制度体系下，我们的诉讼制度能够得到完善。我国应参照国外的立法，只允许律师从事诉讼代理业务，没有取律师执业证的人员一律不得以诉讼代理人的身份进入庭审。有些人认为我国尚不具备仅由律师从事诉讼代理的条件，但这不应成为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人从事诉讼代理的理由。诉讼代理制度的改革可以从各方各面上促进诉讼制度改革，即是改革我们必须有所取舍，对于诉讼代理制度的改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二）、提高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提高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这点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我国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是否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现，它决定了在庭审中是否真正的实现了控辩式诉讼。但在我国律师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十分尴尬，主要表现在刑诉中，我国刑诉中仅仅规定了律师可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律师收集的仅是材料而不证据，并未明确律师有调查取证权，法律这所以这样规定，大概是立法者认为一但赋予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就等于赋予了律师的侦查权，当然赋予了律师的侦查权是违宪的，但调查取证权不等于侦查权。如果将侦查要等同于调查取证权，那法院就可以永远不必受理自诉案件了，自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向法院起诉的只有材料而没有证据。不仅是自诉案伯需要确立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我认为这里的调查取证权应包含有律师有权知道案件所有在庭审中应当出示的证据材料。换句话说，在我国应建立证据先泄制度（discovery of prosecution’s evidence）。而且，建立证据先泄制度可以保证控辩双方的平衡，可以保证庭审中举证与辩护活动顺利进行，可以有效的提高司法效率。
主要参考书目：
１、 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修正）实务全书》，中国检察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二版。
２、 王发荣、钱应学、朱应有、刘莉、王生今、刘开玉、张继红等主编：《中国民事审判学》，法律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３年８月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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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产品质量监督条例
四川省成都市人大常委会
成都市产品质量监督条例
1994年12月22日成都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1995年4月26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1年10月24日成都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2001年11月23日四川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成都市产品质量监督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2年8月31日成都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2012年11月30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批准的《关于修改<成都市产品质量监督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提高产品质量水平，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产品生产、销售的，应当遵守本条例。
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条例。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装饰材料以及在建筑物内使用的、能保持其原有特性或者用途的产品适用本条例。军工企业生产的民用产品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建立健全内部产品质量管理制度，严格实施岗位质量规范、质量责任以及相应的考核办法。
第四条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提高产品质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对产品质量工作的统筹规划和组织领导，引导、督促生产者、销售者加强产品质量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组织各有关部门依法采取措施，制止产品生产、销售中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保障本条例的施行。
第五条市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本市各级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监督和执法工作。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法律、法规对产品质量的监督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鼓励、支持和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产品质量进行监督。对举报或者协助查处违反产品质量法律、法规行为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为其保密，并可以予以表彰、奖励。
第七条鼓励推行科学的质量管理方法，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鼓励企业产品质量达到并超过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对产品质量管理先进和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产品质量监督部门给予奖励。
第二章责任和义务
第八条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当对其生产、销售的产品质量负责。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应当具有并符合产品标准。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应当制定相应的企业标准，并按规定备案；
(二)产品质量符合在产品上或者其包装上注明执行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标识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
(三)产品质量达不到规定标准，但仍有使用价值并符合安全卫生要求，需出厂或者销售的，应当在产品或者包装上明示“次品”、“等外品”、“处理品”等字样；
(四)用散件组装或者分装的产品，应当在产品或者包装上用中文注明组装或者分装厂的厂名、厂址；
(五)产品或者其包装上应当附加标识和产品标准编号。其标识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六)易碎、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以及储运中不能倒置和有其他特殊要求的产品，其包装质量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七)产品销售时，对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应当予以标明并向消费者明示。
第九条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应当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未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应当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禁止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标准和要求的工业产品。具体管理办法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办理。
第十条禁止生产、销售下列产品：
(一)国家明令淘汰的；
(二)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产地、防伪标识、条形码的；
(三)伪造、冒用或者转让认证证书（标志）、名优标志、生产(制造)许可证(准产证)证书（标志）、检验合格证等质量标志的；
(四)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旧充新，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
(五)以本条第一、二、三、四项产品为主要部件组装的；
(六)失效、变质的，超过保存(保质)期、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的，或者伪造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失效日期的；
(七)法律、法规禁止生产、销售的其他产品。
第十一条国家规定实施安全认证强制性监督管理的产品，未经安全认证或者认证不合格的，不得出厂、销售。
国家规定实行生产许可证(准产证)的产品，应当在产品或者其包装和说明书上注明生产许可证(准产证)标志和编号及有效期。
第十二条生产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产品进行检验。没有检验能力的，应当委托具有相应检验能力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检验。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凡不具备基本生产条件，不能保证生产出合格产品的，一律不准开工生产。
销售者、服务业的经营者、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场)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并采取必要的保管措施，保持产品的质量。
销售者、服务业的经营者、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可以委托具有相应检验能力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对产品质量进行检验。
第十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以假充真者提供制假生产技术，不得支持、包庇、纵容生产、销售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产品，并不得为其提供运输、保管、仓储、场所、资金、物品等便利条件。
第十四条印制者承接印制产品标识、标签、名优标志、认证标志、防伪标识、生产许可证(准产证)标志、条形码或者含以上标志(标识)的包装物、产品说明、铭牌时，应当查验有关合法的证明文件，并复印留存。委托人不能提供合法证明文件的，印制者不得承接印制。
印制者不得将印制有前款所列标志(标识)或者含标志(标识)的包装物、产品说明、铭牌等提供给非委托人。
第十五条生产者、销售者在设计制作、刊登、播放涉及产品质量内容的产品介绍、产品说明或者用其他方式宣传产品时，内容应当真实，其宣传的该产品质量应当符合所执行的产品标准要求，符合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不得对产品质量作虚假宣传。
第十六条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以及产品质量检验机构不得向社会推荐生产者的产品；不得以对产品进行监制、监销等方式参与产品经营活动。
第三章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负责生产领域的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流通领域的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实施流通领域的商品质量监督管理中查出的属于生产环节引起的产品质量问题，应当移交给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处理。
第十八条对产品质量实行以抽查为主要方式的监督检查制度。法律对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应当防止重复，其计划管理按国家和《四川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监督抽查结果应当公告或者告知被检查者。
第十九条产品质量检验所需费用，按国家和《四川省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其检测条件和能力应当按法律规定考核合格和认可，方可承担产品质量检验工作，其出具的检验数据和结论具有法律效力。法律、行政法规对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应当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产品标准，按照规定的检验程序、检验方法、技术规范、样品数量和期限对产品进行检验，并对出具的检验数据和检验结论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受检者对抽查检验数据和检验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检验报告之日起15日内向实施抽查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其上级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书面申请复检，由受理复检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作出复检结论。复检费由申请人预付，责任方承担。国家对复检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对依法进行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生产者、销售者不得拒绝。
第二十四条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查处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被检查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配合，并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和情况：
（一）按规定程序询问被检查人和有关人员；
（二）查阅、复制、收集有关的发票、帐册、单据、记录、文件、业务函电等资料；
（三）用照像、录音、录像等手段取得所需的证明材料；
（四）进入产品存放现场和仓库检查产品。
行政执法人员对生产者、销售者的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应当保密。
第二十五条行政执法人员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抽样取证应当通知当事人到场，当事人应当予以配合。当事人不到场或者拒绝配合的，行政执法人员应当作好记录，注明情况。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一项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或者重犯的，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或者违反第二、三、四、六、七项规定之一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处以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产品，下同)货值金额10%以上30%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责任者可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五项规定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10%以上30%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销售无产品合格证明、无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和厂名厂址的产品的，责令停止销售。
第二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第二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一、二、三项规定之一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可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四、五、七项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六项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各项规定之一的，对直接责任者可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责任者可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第二款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生产者处以该批产品总值15%至20%的罚款，对销售者处以该批产品总销售额15%至20%的罚款。
第三十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提供制假生产技术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属于本条例禁止生产、销售的产品而为其提供运输、保管、仓储、场所、资金、物品等便利条件的，没收全部违法收入，并处违法收入50%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没收违法印制品和违法收入，并处违法收入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者可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收印制者专门用于印制违法物品的印制工具、设备和原材料。
第三十二条生产者、销售者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对产品质量作虚假宣传的，责令停止虚假宣传，消除影响，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三条生产者、销售者以不正当手段推销、采购本条例规定不得生产、销售的产品的，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和该批产品，对直接责任者可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服务业的经营者将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产品用于经营性服务的，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采购使用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产品，责令停止使用，拒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其生产者、销售者的，按照本条例对销售者的处罚规定处罚。
第三十五条生产者、销售者、服务业的经营者、施工单位继续生产、销售、使用已被责令停止生产、销售、使用的产品的，没收其产品，处以该批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责任者可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对依法进行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拒绝提供、不如实提供或者隐匿有关票据、帐册等材料或者提供伪证，致使对货值金额、违法所得、违法收入难以确认的，处以5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尚未销售的违法产品可予以没收。
第三十七条对生产者专门用于生产本条例第十条所列产品的原辅材料、包装物、工具，应当予以没收。
第三十八条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各自职权决定。依法应当吊销营业执照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决定。在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经审理认为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应当作出移送案件的决定，并在7日内移送给有管辖权的部门。法律、行政法规对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九条产品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执法部门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的过程中，发现生产、经营者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按规定向公安机关移送。
第四十条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和其他国家机关有包庇、放纵产品生产、销售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本条例规定的行为的，依法追究其主要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国家机关、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向社会推荐生产者的产品或者以监制、监销等方式参与产品经营活动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消除影响，有违法收入的予以没收；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有前款所列违法行为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责令改正，消除影响，有违法收入的予以没收，可以并处违法收入30%以上1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其质量检验资格。
第四十一条产品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及其行政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超过规定的数量索取样品、违反规定收取检验费用的，由上级机关责令退还，给予行政处分，并可以由颁证机关吊销行政执法证件。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违法实施行政处罚或者违法对产品进行查封、扣押，使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包庇、放纵产品生产、销售中违反本条例规定行为的；
(二)向从事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生产、销售活动的当事人通风报信，帮助其逃避查处的；
(三)阻挠、干预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产品生产、销售中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负有追查责任的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对有本条例所列违法行为的单位或者个人，不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追查职责的；
(五)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检举揭发本条例所列违法行为的举报人实行打击报复、陷害的。
第五章附则
第四十三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成都市产品质量监督条例》的
决定
（2012年8月31日成都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2012年11月30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批准）
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对《成都市产品质量监督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提高产品质量水平，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成都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二、将第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产品生产、销售的，应当遵守本条例。”
三、将第四条修改为：“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提高产品质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对产品质量工作的统筹规划和组织领导，引导、督促生产者、销售者加强产品质量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组织各有关部门依法采取措施，制止产品生产、销售中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保障本条例的施行。”
四、将第五条修改为：“市产品质量监督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本市各级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监督和执法工作。
“市和区(市)县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产品质量监督工作。
“法律、法规对产品质量的监督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五、将第六条修改为：“鼓励、支持和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产品质量进行监督。对举报或者协助查处违反产品质量法律、法规行为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为其保密，并可以予以表彰、奖励。”
六、将第八条修改为：“生产者和销售者应当对其生产、销售的产品质量负责。产品质量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应当具有并符合产品标准。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应当制定相应的企业标准，并按规定备案；
“(二)产品质量符合在产品上或者其包装上注明执行的产品标准，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标识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
“(三)产品质量达不到规定标准，但仍有使用价值并符合安全卫生要求，需出厂或者销售的，应当在产品或者包装上明示‘次品’、‘等外品’、‘处理品’等字样；
“(四)用散件组装或者分装的产品，应当在产品或者包装上用中文注明组装或者分装厂的厂名、厂址；
“(五)产品或者其包装上应当附加标识和产品标准编号。其标识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六)易碎、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以及储运中不能倒置和有其他特殊要求的产品，其包装质量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七)产品销售时，对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应当予以标明并向消费者明示。 ”
七、删去第十三条。
八、删去第二十条。
九、删去第二十六条。
十、将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四条，将第一款分成四项表述，修改为：“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违法嫌疑证据或者举报，对涉嫌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查处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被检查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配合，并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和情况：
“（一）按规定程序询问被检查人和有关人员；
“（二）查阅、复制、收集有关的发票、帐册、单据、记录、文件、业务函电等资料；
“（三）用照像、录音、录像等手段取得所需的证明材料；
“（四）进入产品存放现场和仓库检查产品。”
删去第二、三款。
十一、删去第三十三条。
十二、删去第四十一条。
十三、删去第四十五条。
十四、删去第四十六条。
十五、将第四十八条改为第四十一条，修改为：“产品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及其行政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超过规定的数量索取样品、违反规定收取检验费用的，由上级机关责令退还，给予行政处分，并可以由颁证机关吊销行政执法证件。
“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违法实施行政处罚或者违法对产品进行查封、扣押，使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十六、删去第五十条。
此外，将《条例》中的“或”统一修改为“或者”，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修改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成都市产品质量监督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