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向犯
侯斌
摘要：我国刑法理论对对向犯鲜有研究，但刑法规定的犯罪却有这样的形态。在以人为对象的犯罪中，行为人与相对人的行为各自指向自己的相对方，并以对方的行为存在为要件的犯罪形态即是对向犯。我国刑法对对向犯的对向关系双方行为人规定有三种处罚方式：同罪同刑、异罪异刑和只罚一方。对于前两种应当按照刑法规定予以定罪量刑。对于第三种情况，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应当只处罚刑法规定的构成犯罪的一方，另一方不予处罚。但是，如果“不罚一方”的行为属于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的教唆行为或者帮助行为，就可以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其共犯的刑事责任。
关键词：对向关系；对向犯；共同犯罪；刑事责任
在以人为对象的犯罪中，行为人与作为对象的人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被害关系，二是对向关系（也称对合关系）。在被害关系中，存在的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在对向关系中，没有被害人，行为双方不是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而是互为行为对向的关系，即行为双方各自指向自己的相对方，并且以相对方的行为存在为要件的交互关系[1]，例如受贿行为与行贿行为之间就是典型的对向关系。对于存在这种对向关系的犯罪形态，我们可以称之为对向犯。
在刑法理论中，对向犯概念常见于关于必要共同犯罪的表现形式的论述中，认为，刑法分则规定的必要共同犯罪包括对向犯和多众犯两种形式[2]。但是，必要共同犯罪应当以共犯一罪为特征，而对向犯包括了双方行为人共同构成同一罪，或者各自构成不同的罪，或者只有一方构成犯罪，另一方不构成犯罪三种情形，后两种情形要称之为必要共同犯罪实为不妥。因此，笔者认为，对向犯概念不应仅限于必要共同犯罪之中，而应当广义地理解为具有对向关系的犯罪形态。它包括必要共同犯罪中的对向犯形式，但不止于该种情形，还应当包括那些虽然双方行为人不构成共同犯罪，但犯罪之间具有对向关系的情形。这也是本文所称对向犯的内涵。
从上面的表述可以看出，对向犯具有以下特征[3]：一是对向性。即对向犯双方行为人具有互为行为相对人的关系，彼此依存，缺一不可。二是犯罪性。对向犯既可以是对向关系双方构成同一罪，也可以是构成不同的罪，还可以是一方构成犯罪，另一方不构成犯罪，但必须以至少一方构成犯罪为前提。三是法定性。对向犯是一种法定的犯罪形态，是由刑法加以规定的，因此也应当根据刑法加以认定。
一、对向犯类型
对向犯可以从对向关系的表现分类，如分为买卖关系的对向犯、管理关系的对向犯等，也可以从法律规定的对向犯的定罪处罚的情形来加以分类。考虑到对向犯是刑法规定的一种犯罪形态，故从刑法规定的定罪处罚情形来对对向犯进行分类更加科学。由此，对向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同罪同刑
同罪同刑就是对对向行为的双方都确定相同的罪名，并规定相同的法定刑。这类对向犯是真正的必要的共同犯罪。就其对向关系的表现来看，包括了买卖关系、招投标关系、相婚关系等。
1、买卖关系的对向犯。这类对向犯行为双方的对向关系表现为买卖关系，一方购买，一方出卖，我国刑法规定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均构成犯罪，并且主要以“非法买卖……罪”的形式规定在同一个罪名中。具体犯罪包括：（1）出售、购买假币罪；（2）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爆炸物罪；（3）非法买卖核材料罪；（4）非法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5）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罪；（6）收购、销售赃物罪；（7）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8）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9）非法买卖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10）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11）非法买卖军用标志罪。
2、其他关系的对向犯。即对向犯行为双方的对向关系是除买卖关系之外的其他关系，包括招投标关系、相婚关系、接送关系等。具体犯罪包括：（1）串通投标罪。在招投标中，招标与投标是发包建设工程、购买成套设备等民事经济活动中采用的有组织的市场交易行为，两者之间存在对向关系。如果招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即构成串通投标罪，属于对向犯。（2）重婚罪。重婚罪中，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是相婚行为，也构成重婚罪。重婚者与相婚者之间存在对向关系，构成对向犯。（3）接送不合格兵员罪。接受方与输送方一接一送，双方存在对向关系，构成对向犯。
（二）异罪异刑
异罪异刑是指法律规定对向行为的双方都构成犯罪，但是却规定了不同的罪名，并适用不同的法定刑。该类对向犯不是共同犯罪。其对向关系的表现为买卖关系、行受贿关系和管理关系。
1、买卖关系的对向犯。具体犯罪有：（1）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拐卖妇女、儿童罪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2、行受贿关系的对向犯。具体犯罪有：（1）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与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2）受贿罪与行贿罪；（3）单位受贿罪与对单位行贿罪。
3、管理关系的对向犯。具体犯罪有：（1）偷税罪与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2）脱逃罪与私放在押人员罪；（3）走私罪与放纵走私罪；（4）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与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5）偷越国（边）境罪与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罪。
（三）只罚一方
对向犯的双方行为人并不一定都构成犯罪，对于一些对向犯，法律规定只有一方构成犯罪，而另一方不构成犯罪，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该类对向犯的对向关系主要还是买卖关系，还有挪用-使用关系等。具体犯罪如：销售侵权复制品罪与购买侵权复制品行为；倒卖文物罪与购买文物行为；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与购买淫秽物品行为；贩卖毒品罪与购买毒品的行为；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与买假身份证的行为；挪用公款罪与他人使用挪用的公款行为等，但不止于这些犯罪行为。
二、对向犯的刑事责任
如前所述，根据刑法规定的处罚方式的不同，对向犯可以分为同罪同刑、异罪异刑和只罚一方三种类型。这样分类同时表明了刑法对对向犯刑事责任的确定方式：对于属于同罪同刑的对向犯，对向关系双方行为人构成共同犯罪，定同一罪名，并在法定刑范围内，按照共同犯罪人的量刑原则予以量刑；对于属于异罪异刑的对向犯，对向关系双方行为人分别按照各自触犯的罪名定罪量刑；对于刑法规定只处罚一方的对向犯，一般认为只对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一方定罪量刑，而另一方不构成犯罪。
对于前两种类型的对向犯的刑事责任的确定一般不存在什么争议，应当按照刑法规定的罪名定罪量刑。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异罪异刑的对向犯，我们不能适用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来追究双方的共犯的刑事责任，而应当分别定罪。存在争论的是第三种类型的对向犯，该种对向犯，刑法只明确规定对向关系的一方所触犯的罪名，对另一方没有明确规定构成犯罪，那么能否以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呢？例如贩卖和购买淫秽物品行为，法律只规定贩卖一方构成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购买一方并不构成犯罪，对购买一方能否作为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共犯来处罚？对此，理论界有不同的主张。否定说认为：如果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必须包含或必须以另一个主体的行为为前提，但法律并没有规定应对该主体进行处罚，那就意味着法律没有要处罚该主体的意思，如果按照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一般规定来加以处罚就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4]。肯定说则认为：如果对向犯参与一方的行为属于正常情况，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这种参与行为是反常的、过分的，则应当适用总则的任意共犯的规定，以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追究其刑事责任[5]。笔者认为，刑法既然规定对该类对向犯只处罚一方，另一方一般应当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但是如果另一方的行为是过分的、不正常的，如教唆引起一方犯罪的，则应当考虑是否以共同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了。解决好这个问题关键是如何确立标准来判断不罚一方的行为是否属于受罚的范围。
对此，国外刑法理论界的观点概括起来有三种[6]，一是正常模式说，认为不受处罚的对向犯一方的参与行为只要是属于正常情况的参与形式，即使根据总则中共同犯罪的规定，该参与行为是可罚的教唆或者帮助行为，也不适用总则规定，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参与行为的形式是反常的、过分的，超出了参与行为的正常模式，则应当适用总则的共同犯罪规定，以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论处。以贩卖淫秽物品罪为例，购买者主动寻找贩卖者，提出“请将该书卖给我”，购买者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贩卖”的概念中，当然包含有购买者的要求，其行为没有超出正常模式。但是，如果贩卖者的犯罪意思和行为是在购买者积极执着地一再要求、诱惑或者帮助下导致的，那么这种行为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模式，应当以教唆犯或帮助犯追究其刑事责任。二是积极行为说，该学说认为只要不受处罚一方积极主动地参与对向行为，就可以适用总则的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责任。同样以贩卖淫秽物品罪为例，如果购买者积极主动地联系贩卖者，实施了购买行为，就应当以贩卖淫秽物品罪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论处。三是排除不罚理由说，认为应当从不处罚其中一方的理由上来分析，首先，对向关系一方是被害人的不处罚；其次，对于一些不具期待可能性的行为不处罚，例如窝藏罪中，对于请求藏匿的罪犯来说，要求其不这样做显然是不具期待可能性的，因此，对请求藏匿的罪犯不以窝藏罪教唆犯追究其责任，既然不罚的理由是基于上述两种情况，那么，如果不罚一方的行为超出了这些理由，就应当受到处罚。
综合分析上述几种观点可以看出，对于不罚一方是否适用总则关于共同犯罪规定来定罪上，积极行为说和排除不罚理由说相比正常模式说更加宽泛。而通说认为，对于“只罚一方”的对向犯，刑法在规定处罚一方时，当然预想到了不罚一方的行为，既然刑法不对其行为设立处罚规定，就表明刑法认为该行为不构成犯罪。而立法者所能想到的不罚行为的表现当然只是这类行为的正常模式，例如购买者的购买行为可能表现为：寻找贩卖者，向贩卖者提出“卖给我”要求，付货款等。购买者的行为有可能是过分积极的，如多方寻找贩卖者、数次向贩卖者提出要求等，但我们可以看出，他仍然属于购买行为的正常模式，也就是说，仍然在刑法不认为应当处罚的范围之内。因此，积极行为说和排除不罚理由说设立的宽泛的条件过分扩大了“不罚一方”受处罚的范围，而正常模式说所设立的处罚标准更为妥当。由此，要判断不罚一方是否适用刑法关于共同犯罪规定来定罪，应当看不罚一方的行为表现是否属于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如果其行为表现是反常的、过分的，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就应当适用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对向犯刑事责任的展开
（一）“不罚一方”的可罚性具体判断
对于“只罚一方”的对向犯，“不罚一方”的行为如果超出了正常模式，就可以根据共同犯罪规定来追究其共犯的刑事责任。就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来看，无非是教唆犯或帮助犯，也就是说，“不罚一方”的行为表现只可能是教唆行为或者帮助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在什么情况下是正常模式，什么情况下不正常，则直接关系到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认定。
1、教唆行为。所谓“教唆”，是指引起他人实行犯罪意图的行为，教唆行为的表现形式包括：劝说、请求、挑拨、刺激、利诱、怂恿、嘱托、胁迫、诱骗、授意等[7]。在“只罚一方”的对向犯中，“不罚一方”如果教唆“受罚一方”犯罪，则可能根据共同犯罪的教唆共犯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并不是说，凡是“不罚一方”存在教唆，就肯定会被追究，如果这种教唆是对向犯的正常模式，是不应当作为教唆共犯定罪的。以“贩卖—购买”对向犯为例，如果购买者被动接受贩卖者的兜售而购买的，当然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购买者主动寻找贩卖者，并要求“卖给我”，贩卖者因此而卖给他，购买者的行为就是教唆行为，但是，从“贩卖—购买”对向关系的模式来看，当然可能存在着购买者向贩卖者主动提出要求，哪怕是积极的数次要求，这也仍然属于正常的行为模式，不应当作为贩卖者的教唆共犯。那么，购买者的行为在什么情况下超出了正常的行为模式呢？笔者认为，教唆没有犯罪意思的人来实施犯罪，则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例如，教唆引诱没有贩卖毒品犯意的人贩卖毒品给他，购买者就应当以贩卖毒品罪的教唆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2、帮助行为。“不罚一方”可能因为其帮助行为而构成共犯，但是并非“不罚一方”有协助相对方实施犯罪，客观上起到了帮助作用的就认定为共犯，还要看其帮助行为有没有超过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例如，购买居民身份证时，向伪造者预付了钱款并提供了照片，这样的行为就不是单纯的购买了，而是为伪造行为提供了帮助，才使得伪造行为得以实现，但是，这种预付钱款和提供照片的行为应当是购买假居民身份证不可缺少的行为，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并没有超出购买行为的正常模式，不应当以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如果其帮助行为是过分积极的，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就可以根据共同犯罪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例如，挪用公款犯罪中，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参与策划，帮助取得挪用款的行为，就是超出了正常行为模式的帮助行为，应当以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对有关司法解释的评说
1、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使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有人认为，这一解释有极大的不合理性，因为作为犯罪行为对象的人，不能因其组织、教唆、帮助、共谋、配合行为而构成该犯罪的共犯[8]。但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应该是合理的。如前所述，“只罚一方”的对向犯中，“不罚一方”的行为如果超出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就应当追究其共犯的刑事责任。挪用公款犯罪中的使用人，如果是“指使”挪用人挪用公款，就属于教唆没有犯罪意图的人来实施犯罪，其行为就已经超过使用人行为的正常模式。“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行为则是超出了使用人正常行为模式的帮助行为。上述两种行为均可以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使用人的共犯的刑事责任。
2、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四款规定：“医疗机构或者个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而购买、使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该解释有欠妥当之处。刑法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是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的行为，不包括购买、使用该类产品的行为。如果购买行为要成立销售行为的共犯，也要求购买人有超出正常模式的教唆行为或帮助行为。单纯的购买并在随后使用的行为显然符合购买行为的正常模式，要以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共犯定罪是没有其充分的理由。当然，以司法解释来进行法律拟制，规定该购买、使用行为就构成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更是明显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因此，该解释有越权扩大解释之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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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商务印书馆， 2003，Ｐ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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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041）
卫生部关于开展电子病历试点工作的通知
卫生部
卫生部关于开展电子病历试点工作的通知
卫医政发〔2010〕8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10年度主要工作安排的通知》有关要求，我部决定在北京市等22个省（区、市）部分区域和医院开展电子病历试点工作。现将《电子病历试点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各试点省份卫生行政部门、试点区域和试点医院要按照工作方案要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结合本地实际，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组织实施，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开展，并及时将试点工作有关情况报送我部医政司。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本辖区实际情况，组织开展电子病历试点工作。
鼓励有条件的省份推荐1-2家符合条件的县级医院参加试点。请各试点省份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填写《电子病历试点工作推荐试点医院名单》（见附件），于2010年10月18日前报送我部医政司。
联系人：卫生部医政司 邓一鸣、胡瑞荣、焦雅辉
电 话：010-68792840、68792097
传 真：010-68792513
E-mail：mohyzsylc@163.com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电子病历试点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药卫生体制五项重点改革2010年度主要工作安排的通知》等文件精神，推进电子病历试点工作顺利实施，结合我国医疗机构电子病历发展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开展电子病历试点，建立和完善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院信息系统，是实现现代化医院管理目标的重要措施，对完善医院管理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电子病历试点工作坚持“以人为本”，落实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相关工作，在“十二五”卫生信息化统一规划框架内，通过电子病历应用试点，在医院建立和完善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院信息系统，与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有效衔接，促进区域医疗信息交换与共享，提高医疗机构信息化管理水平，有效利用医疗资源，进一步提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服务，促进社会和谐。
二、工作目标
利用1年左右的时间，通过在部分医院和部分区域开展电子病历试点工作，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电子病历系统；建立完善电子病历应用管理制度、工作模式、运行机制以及质量评估和持续改进体系；探索医院现有医疗信息系统的集成方法，建立区域电子病历数据中心；逐步建立区域内安全共享的电子病历信息管理系统和远程医疗系统；对已发布实施的电子病历相关规范与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进行论证和进一步完善，使之能够更好地推广并为临床工作服务。
三、组织管理
卫生部医政司负责组织和管理电子病历试点工作，包括确定试点方案并组织实施，确定试点医院和试点区域，并组织对试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指导、评估和监督。
卫生部电子病历试点工作办公室具体负责制订试点相关技术文件，对各试点医院工作进行专业指导，收集、分析试点医院试点工作相关信息，制订综合监测和试点效果评估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试点工作办公室设在卫生部医院管理研究所。
各试点省份和试点区域卫生行政部门成立本级电子病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工作组，负责组织本辖区试点医院开展试点工作，对各试点医院试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指导、评估和监督，并积极开展医院信息化管理相关研究工作，定期向卫生部医政司报告本辖区试点工作开展情况相关信息等。
各试点医院成立电子病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院长任组长，分管院长任副组长，医务管理、信息管理、护理管理、药学管理、病案管理、经济管理等部门负责人任成员。领导小组要根据本院实际情况，制订本院具体试点工作目标和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研究制订试点工作相关管理制度，完善试点工作机制，组织对相关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指导并监督试点工作开展，组织本院电子病历实施效果的评估与分析，定期向本省电子病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工作组报告试点工作开展情况相关信息等。
四、试点范围
在全国范围内至少遴选50家试点医院和3个试点区域，承担电子病历试点工作。
（一）试点医院和试点区域的遴选办法和遴选原则。
根据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要求，按照统筹兼顾东、中、西部地区分布的原则，结合试点医院所在地区对试点工作的重视程度和积极性，以及当地医院前期基于电子病历的医院信息化管理工作开展情况，选取北京市、河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陕西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指定试点省份，并指定了29家医院和3个区域作为卫生部电子病历试点单位和试点区域（见附件2）。原则上各指定试点省份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在我部指定的试点医院之外，结合医院主动申报的情况，再遴选本辖区部分三级医院（有条件的省份可遴选1-2家县级医院）作为卫生部电子病历试点医院，报卫生部审定（试点医院名额分配详见附件3）。本方案分配的试点医院名额为最低限额，各指定试点省份可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适当增加试点医院数量。
（二）试点医院和试点区域遴选条件。
1.试点医院应具备以下条件：
（1）试点三级医院应为设区的市级及以上三级医院；有条件的省份可遴选1-2家县级医院；
（2）对于开展电子病历试点工作有较高积极性；
（3）有较好的信息化管理基础，有电子病历实施经验；
（4）医院管理水平较高，在当地综合实力较强且具有代表性；
（5）满足承担试点工作所需的其他条件。
2.试点区域应具备以下条件：
（1）试点区域应为设区的市级及以上地区，辖区内至少有3家已实施电子病历的三级医院；
（2）对于开展电子病历区域交换与共享试点工作有较高积极性；
（3）卫生行政部门管理水平较高，区域综合实力较强；
（4）满足承担试点工作所需的其他条件。
五、实施步骤
试点工作自2010年10月开始，至2011年10月结束。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一）试点启动阶段（2010年10-12月）。
1.印发试点工作方案。
2.各试点省份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将本辖区试点医院和试点区域名单报卫生部审定。
3.卫生部召开电子病历试点工作会议和培训会。
4.各试点省份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试点区域和试点医院制订具体试点实施方案。
（二）组织实施阶段（2011年1月-2011年10月）。
1.各试点省份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试点区域和试点医院开展试点工作：
（1）试点医院：按照《电子病历基本规范（试行）》（卫医政发〔2010〕24号）、《电子病历基本架构与数据标准（试行）》（卫办发〔2009〕130号）和《卫生系统电子认证服务规范（试行）》等文件要求，建立完善电子病历应用管理制度、工作模式、运行机制以及质量评估和持续改进体系；建立健全基于电子病历的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管理模式；探索医院现有医疗信息系统的集成方法；提高医疗机构信息化管理水平。
（2）试点区域：加强区域内试点医院信息化建设；逐步建立区域内安全共享的电子病历数据中心和信息管理体系。
2.各试点医院、试点区域每季度组织对本院、本区域电子病历试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分析评估。
3.各试点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每季度对辖区内各试点医院、试点区域试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分析评估，并向卫生部提交试点工作季度报告；定期召开本省（区、市）电子病历试点工作会，就试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研讨，交流经验。
4.卫生部适时组织召开电子病历试点现场工作会议及培训会议，推广试点工作经验；不定期对各地试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每半年组织对各试点医院上报的试点工作开展情况等相关信息进行分析评估。
（三）实施中期评估（2011年5月-6月）。
1.各试点医院、试点区域对本医院、区域电子病历试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中期总结，并于2011年6月中旬将总结材料报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部。
2.各试点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召开本省（区、市）电子病历试点工作中期总结会，对本省（区、市）试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中期总结评估，并于2011年6月底前将中期总结评估材料报卫生部。
3.卫生部组织对各试点省（区、市）、各区域及各试点医院试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中期督导检查和评估。
（四）试点工作评估总结（2011年11月-12月）。
2011年12月31日前，卫生部对各试点单位电子病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评估和总结，形成总结评估报告；组织召开电子病历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宣传、推广好的做法和先进经验。同时，研究部署下一步电子病历相关工作。
六、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电子病历试点工作是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医疗机构实现信息化管理的基础，是兼顾医疗质量管理和效率管理的有效探索和有益实践。各试点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试点区域和试点医院要充分认识开展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以高度负责的态度组织实施，确保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精心组织，务求实效。
各试点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积极协助辖区内试点区域、试点医院开展本次试点工作。各试点区域、试点医院要紧密结合本地区医疗实际情况，认真组织调查研究，制定详细的试点方案，确定具体工作目标和实施步骤，切实落实责任，确保措施到位。认真组织开展对试点工作开展情况和效果的检查和评估工作，保证试点工作顺利开展，务求试点工作取得实效。各试点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定期对辖区内各试点区域、试点医院试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评估和督导检查，卫生部医政司将适时组织对试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评估和督导检查。
（三）积极探索，总结提高。
各试点区域、试点医院要在试点工作中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加强交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不断总结，及时研究解决试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为研究建立我国医院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积累宝贵经验。
附件：1.电子病历试点工作推荐试点医院名单
2.卫生部指定电子病历试点区域和试点医院名单
3.电子病历试点医院名额分配表
附件1
电子病历试点工作推荐试点医院名单
省（区、市）卫生厅（局）盖章
试点医院名称
级别/类别
姓名
职称/职务
手机号
传真号
E-mail
负责人
联系人
负责人
联系人
负责人
联系人
负责人
联系人
注：“试点医院”包括卫生部指定试点医院和本省（区、市）推荐试点医院。
联系人：
手机号：
附件2
卫生部指定电子病历试点区域和试点医院名单
省份
城市
卫生部指定三级医院
合计
卫生部指定
试点区域
北京市
——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4
——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辽宁省
沈阳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
——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大连市
大连市中心医院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上海市
——
——
——
上海市
江苏省
南京市
江苏省人民医院
2
无锡市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浙江省
杭州市
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
——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福建省
福州市
福建省立医院
1
厦门市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
——
山东省
济南市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2
——
烟台市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烟台毓璜顶医院
湖北省
武汉市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2
——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广东省
广州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
——
广东省人民医院
中山市
中山市人民医院
深圳市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江门市
广东省江门市中心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1
——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
——
四川省人民医院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1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2
——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合计
29
注：试点区域包含辖区内各试点医院，所辖试点医院不再单报。
附件3
电子病历试点医院名额分配表
省份
指定城市
上报三级医院数
上报县级医院数
北京市
——
2
2
河北省
——
1
0
辽宁省
沈阳市
1
1
大连市
1
鞍山市
1
黑龙江省
七台河市
1
0
江苏省
南京市
1
2
镇江市
1
浙江省
杭州市
1
2
安徽省
芜湖市
1
0
马鞍山市
1
福建省
——
——
1
江西省
南昌市
1
1
山东省
济南市
1
2
潍坊市
1
河南省
洛阳市
1
0
湖北省
鄂州市
1
0
湖南省
株洲市
1
0
广东省
广州市
1
2
深圳市
1
四川省
成都市
1
0
贵州省
遵义市
1
0
陕西省
宝鸡市
1
0
青海省
西宁市
1
0
合计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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