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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法定原则的选择与适用
韩克芳

一、历史考察
　　(一)国外罪行法定的渊源和发展罪行法定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适用法律必须根据法律实体”的规定。但作为一项原则立法的最早渊源，可算是英国大宪章。而作为一种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刑法思想，则是十七、十八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产物。当时，以洛克、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思想家，以自然法思想为理论基础，基于追求人的解放和保护人权的价值目标，针对当时的封建司法专横、罪刑擅断，提出了罪行法定的思想。后来，这一思想得到了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贝卡利亚在1764年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写到：“只有法律才能对犯罪者规定刑罚……超出法律的刑罚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是没有法律规定的另一种刑罚。”同时，德国刑法学家冯·费尔巴哈也对罪刑法定的思想作过系统而全面的阐述。近代意义上的罪行法定由一种法律思想被确立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最早是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该《宣言》第5条明确规定：“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即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同时，该《宣言》第8条也明确规定：“不依据犯罪行为前制定、颁发并付诸实施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后来，法国在1791年的刑法典和1801年的拿破仑刑法典中均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由此，罪行法定由思想变成法律制度并被近代欧美各国所普遍采用。二次世界大战后，罪行法定逐渐扩展为国际性法律原则。至今，在现代西方国家，由于受新派教育型思想和社会防卫论的影响，在刑法或其他附属法律中推行缓刑、不定
　　期刑、保安处分等措施，使罪刑法定思想受到一定程序的冲击。但是，罪刑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各国刑法中的基本原则的地位并未发生过根本性的动摇，仍被明确规定在多数国家的宪法或刑法之中，其影响所及已远远超出了欧美，并传入了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
　　(二)我国罪刑法定的传入和发展
　　在我国，罪行法定作为一种思想，最早传入是在清末。但作为一项原则和制度的确立，却是近几年的事。长期以来，我国习惯于从政治的角度去考察刑法的功能，在刑事司法上强调司法机关的专政职能，把惩罚、镇压刑事犯罪当作刑法的唯一功能，认为无产阶级要维持统治，就不能容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任何行为，哪怕这种行为未被法律所禁止，也不能让其逃避刑事惩罚，否则，危害社会的罪恶行为就难以禁绝。因此，国家的职责就是要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灵活运用刑法这一专政工具，打击危害无产阶级专政的行为。1在这种思想认识的指导下，罪行法定被认为是束缚无产阶级手脚的东西，有碍于无产阶级对敌人的专政，从而不能被刑法所确认。1979年刑法由于受当时特殊立法背景和具体历史条件的影响，也没有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虽然其某些条文中也隐含有罪刑法定的思想，但是体现不鲜明，内容不全面，贯彻不彻底，实际上处于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它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仅仅是受到了一些理论上的承认而已。这种没有得到立法确立的情况，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一直影响着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妨碍着司法公正。2
二、现实选择
　　在我国，罪刑法定原则是否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并明确规定在刑法典中，一直存在着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的争论。其争论时间之长久、程度之激烈，这在当代世界是少有的。经过长期的争论和审慎的思考之后，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全面、认真总结79年刑法实施近二十年来的司法实践和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同时借鉴国外有关刑事立法的经验，并结合现代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终于冲破了旧观念的束缚。刑法第3条明确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一规定，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最终确立，从而使我国对罪刑法定的争论画上圆满的句号。这标志着我国刑事立法的突破性进展，成为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并走向成熟的里程碑，也是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决策的重大胜利。归纳起来，确立这一原则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实践证明，法治是治国安邦之道。有法才能治国，无法就会乱国。只有依法治国，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要依法治国，就必须有完备的法制并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来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事务，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担负着保护人民、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障民主、促进改革、服务四化的任务。为了有效地发挥刑法的保护功能和惩罚功能，修订后的刑法典明确规定了罪行法定原则，把要惩罚的犯罪和要对犯罪行为适用的刑罚作为专条规定下来，实现了罪刑法定关系的明确化、规范化，从而为司法机关提供了定罪量刑的标准和依据，便于司法机关在定罪量刑中的科学操作，便于根除司法擅断、刑罚不公、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弊端，从而能够真正实现司法公正；同时也便于司法机关顶住和消除来自各方面权力的司法干扰，严格依法定罪并依法用刑，保证国家刑罚的正确实施，充分发挥刑法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这正是依法治国的要求。
　　(二)是保障人权的重大举措
　　罪刑法定以个人自由为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主权在民和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法律应当在事先就为人们提供一个明确的行为标准，使人们在法律范围内，能够充分享有自由，行使权利，免受刑法的意外打击。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权应当得到充分的保障。在刑法中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上也是运用法律来限制国家刑罚权，杜绝法官的恣意、专横和擅断，防止了滥定罪、乱施刑，有利于切实保障公民的人权。实践证明，只有罪刑法定，人权才有保障，法律才有权威。如果法律事先并未告之公民不能实施某种行为，也就没有规定实施该行为后将会承担什么法律后果，那么从罪刑法定原则来看，国家就没有权力惩罚这种行为。若惩罚了这种行为，必会失去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有了这个原则以后，公民的多余担心就没有了，即只要不实施刑法明文禁止的行为，就不必担心自己会受到惩罚。这样，公民的个人自由就免受司法侵犯，人权就得到了最切实的法律保障。
　　(三)是立法理念的重大进步
　　97年刑法典，把罪刑法定明文规定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取消了类推制度，这是刑法理念上的重大转折和更新。长期以来，由于受国家主义的影响，刑事立法一直坚持从国家本位出发，把惩罚犯罪当作刑法的唯一功能。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使人们注意到，刑法的功能不单是“专政”，而且具有惩罚与保护、惩罚与教育的双重性，并且二者还必须趋向平衡。可以这样说，1997年刑法确立的罪行法定原则体现了以依法治国、保障人权为价值核心的新刑法观的确立。这一新刑法观的确立，可以有力地促进我国刑事立法水平的提高，使我国的立法能够及时地、正确地适应社会实际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可以规范我国司法解释权的行使，使司法解释权的行使不能超越罪刑法定原则所界定的范围，从而使我国的刑事司法能够彻底摆脱封建刑事司法观念的影响，实施依法治国。
　　(四)顺应了国际刑事立法的趋势
　　罪行法定已是当今世界公认的一个基本刑法原则，已经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确认。有些国家不仅在刑法典中加以规定，而且在宪法中也加以规定。可以说，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广泛地规定在各国的立法中，也更严格地施行于各国的司法中。早在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就对罪刑法定原则作了明文规定：“任何人实行的根据国内法或国际法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不作为，不得认为犯罪，不得科处该犯罪实行时应适用的刑罚为重的刑罚。”随后，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第7款也作了类似的规定。这充分说明，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上的不断增加，在理论上的日益完善，已成为当代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发展趋势和潮流。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确立，有利于推进我国刑法同国际刑法的接轨，有利于开辟我国刑法发展的新时代。
三、司法适用
　　实践证明，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只有科学的立法，而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和遵守，那也不过是一纸空文。检验法制成败的标准，并不是立法的规模和数量，而是执法的实效，即法律被执行和被遵守的程度。我们不能认为只要取消了刑法中的类推制度，在刑法中确立了罪行法定原则就万事大吉了。我们应该认识到，比在刑法典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更为重要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贯彻罪行法定原则。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罪行法定原则的司法适用在当前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要正确理解和把握罪行法定原则的实质内涵
　　罪行法定原则的内容极其丰富，它对刑法的指导意义也甚为广泛，我们不能只对其作简单化的教条理解。笔者认为对新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行法定原则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只有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才能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里的“法律”是指广义上的刑法，它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的附属刑法。刑法典，包括刑法总论和刑法分则的规定。单行刑法是指立法机关为应付某种特殊情况而专门颁布的规定犯罪与刑罚的规范性文件。附属刑法是相对于单一刑法而言的，是指在非刑事法律中为了保护该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而规定的、刑法典和单行刑法所不具有的有关犯罪和刑罚的规定的总和。3第二，对于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必须定罪处刑，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罪行法定原则既从保障人权的角度禁绝司法机关法外施“法”，也排斥有罪不罚的情形，这与新刑法第4条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相互一致的。
　　(二)补充刑事立法活动中应严格遵守罪行法定原则
　　刑法典是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载体，但由于刑法典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社会生活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犯罪的形式也是在变化之中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刑法典的基础上根据新情况、新变化来适时而科学地通过一些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来对刑法典进行修改和补充。但是，这种修改和补充“不得同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因此，立法机关的补充刑事立法应当在罪行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在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进行，不能与其相抵触。今后应特别注重坚持以下几点：第一，补充增加新的罪名应当以刑法第13条关于犯罪概念的规定为标准。只能将那些在刑法中未规定但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犯罪程度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应上升为犯罪；第二，对新增罪名规定的法定刑应当与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的法定刑保持协调与均衡，既不能显得畸轻也不能显得畸重；第三，对补充立法的效力是否溯及既往的规定，应遵循新刑法第12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不能采用“从新”原则，或附条件地采用“从新”原则，否则，就与刑法所确定的罪刑法定原则所蕴含的“不溯及既往”的精神相冲突。4
　　(三)刑事司法活动中应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
　　在司法活动过程中，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罪刑法定与司法裁量之间的关系。司法机关对被告人应否定罪，对犯罪人应判处何种刑罚，均应严格遵循刑法的规定，严禁法外定罪和法外量刑，这是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司法的最基本要求。但是，徒法不能自行，法律的实施离不开人的因素。司法裁量权作为司法权的一种，它对于案件的正确处理是十分必要的，法官在刑事审判中正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补充以新的内容，使法律与社会同步渐进地发展，从而既可以避免突变性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社会震荡和阻碍经济发展。因此，在司法活动中，法官的能动作用是保证法律正确实施的重要因素。罪刑法定并不排斥执法者的司法裁量，它应当也能够容纳司法裁量。但是，罪行法定原则下的司法裁量是应受到限制的，因而刑法对绝对的自由裁量是不能容忍的。因为绝对的自由裁量是一种无法司法，是一种人治的表现。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应严格适用刑法，另一方面也不能机械地理解罪刑法定原则，认为罪行法定就是简单地“对号入座”，不加以区别地定罪量刑。
　　(作者单位：山东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
　　
　　
　　
　　注释：
　　1参见张旭：《罪刑法定与无罪推定》，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5期，第71页。
　　2参见张英忠：《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的重大进展》，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4期，第11页。
　　3参见陈兴良：《罪行法定的司法适用》，载《法学论坛》1997年第2期，第28页。
　　4参见杨春洗：《罪行法定原则的法典化——新刑法的一个重大发展》，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2期，第14页。

建议统一残疾辅助器具赔偿年限及配置标准

秦多雄


　　在诉讼实务中，法官、律师经常遇到因伤残需要配置残疾辅助器具的问题。由于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未对残疾辅助器具赔偿年限及配置标准作出统一的规定，在实践中有两种判法，其赔偿数额差距甚大。对当事人来说，在适用法律上的不统一，造成新的司法不公；对于审判机关来说，由此而产生当事人不服上诉、申诉等缠讼事宜，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对社会来说，案结事未了，易产生新的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来统一，明确规定残疾辅助器具赔偿年限及配置标准，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办案，案结事了，彰显社会公平正义。
　　司法实践中的困惑：案同判不同，负担大不同
　　案例1 2006年11月11日凌晨3时许，冯冬驾驶小客车因两车相撞，将在道中候车的吕宁左小腿挤压毁损伤，行左大腿中下3/1裁肢术，2007年5月8日，T市C假肢矫形器C分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吕宁适宜安装气压膝关节大腿假肢一条，价格为38，500元，使用年限为4-6年，每年维修费用为假肢价格的5%。C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书一份，残疾用具费参照C市X医院假肢中心价格，安装大腿假肢1条需2.2万元，假肢使用年限5年，每年维修费用为假肢价格的5%。一审判决按余命计算，按5年使用年限需更换假肢5次，判假肢费用231，000元。冯冬不服上诉，重庆市中院改判“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该分公司出具的假肢装配鉴定证明书，吕宁已安装38，500元假肢一幅，依据每5年尚需更换一次，共还需要更换3次，一审法院共主张5幅残疾辅助器具费欠妥，应予纠正”，终审判决假肢费用为192，500元。（参见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道路交通法律纠纷处理一本通》第413页《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用如何确定？》一文）该判例确认和主张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用赔偿年限不是按余命赔偿，而是按20年赔偿。
　　案例2 2008年4月9日阳新某校学前班5岁半女童刘某横穿公路被车轧压发生交通事故，致左下肢大腿三分之一处截肢，某假肢厂司法鉴定意见，假肢每2年更换一次，每年维修费为假肢价格的10%，湖北省人均预期寿命为73.5岁。一审法院依此判决需更换假肢34次，赔偿假肢费用493，332元。（如按20年赔偿，则需费用150，000元）。现被告车辆驾驶人不服已提起上诉。
　　以上两个案例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1、残疾辅助器具费用赔偿年限是按20年赔偿，还是按余命（人均预期寿命减事故时的实际年龄）赔偿？2、同类产品的使用年限是两年还是五年，还是另有其它使用年限？3、同类产品的价格如何确定。
　　立法不明确，地方规定、标准各异
　　现行有效的法律对残疾辅助器具费是否应予赔偿没有明确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１４６条：“侵害他人身体致使其丧失全部或者部分劳动能力的，赔偿生活补助费一般应补足到不低于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的标准”；“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二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抚恤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以上均无应赔偿残疾辅助器具费的规定。
　　2010年7月1日方始生效的“侵权责任法”对此有了明确的“说法”。“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但本法亦未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赔偿年限及配置标准作出明确规定，留待司法解释解决。
　　现行司法解释虽有规定，但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可操作性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　　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该司法解释将残疾生活辅助具费这么重大的赔偿事项由配置机构来确定，将司法确认权交由商业性的制作公司来行使，失之草率。正是由于这种草率的处理，导致各家配置机构在使用年限及配置标准上的各自为政，价格不断攀高，年限越来越短，赔偿义务人叫苦不迭。对此项鉴定法院是否参照态度迥异，当事人亦多方质疑重复鉴定，人为增加了诉讼的难度，增加了当事人诉讼成本，亦引发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质疑问责。
　　㈠、一些地方法院自定“规矩”，赔偿期限有二十年的，也有七十岁的：
　　上海市高院规定最长不超过二十年：2005年12月3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下发〈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第五条：……我们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残疾辅助器具的赔偿期限应参照护理费的赔偿期限确定。即：残疾辅助器具费的赔偿期限根据受害者的年龄、健康等状况等因素确定，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超过确定年限后，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继续给付残疾辅助器具费用的，经法院审理查明，赔偿权利人确需继续配制辅助器具的，法院应当判令义务人继续给付残疾辅助器具费用五至十年”（见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道路交通法律纠纷处理一本通》第366页）。
　　重庆市高院规定最长不超过二十年：2006年11月1日正式施行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第三十条：“国产辅助器具费一般参照当地民政企业关于国产普及型的配制费用的标准确定。受害人要求一次性支的，可以支持，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见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道路交通法律纠纷处理一本通》第369页。本文案例1即是重庆市某中院的终审判决，体现了上述指导意见的精神）。
　　四川省高院规定赔偿期限按70年计算。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公发厅、四川省民政部（2001）第320号《关于印发〈交通工伤伤害意外人身损害中伤残人员假肢辅助器具暂行办法的通知〉的规定》：假肢辅助器具的使用年限按70年计算，即以伤残人员定残之日起，连续计算至70周岁……”
　　湖北大冶市人民法院在相关判例“残疾辅助器具费的赔偿年限，国家没有统一规定，根据司法实践和实际情况，一般不超过二十年”。
　　㈡、在使用期限及相关费用上各地标准不一，金额相差悬殊。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四川省公发厅、四川省民政部（2001）第320号《关于印发〈交通工伤伤害意外人身损害中伤残人员假肢辅助器具暂行办法的通知》的规定》：……其中定残时年龄在18周岁以下的，其假肢使用年限按五年更换一次；18-50周岁，每七年更换一次；50-70岁，每九年更换一次。假肢费用包括安装和维修费用，1.8~2.2万元一具。
　　重庆市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费用限额（2004年1月施行），大腿假肢使用年限五年，含训练费，7400元/具；
　　杭州市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管理办法（杭劳社工伤〈2005〉192号），大腿假肢9000元/具；
　　云南省调整企业职工辅助器具配置项目及标准：大腿假肢气压关节合金材料，使用年限五年，每具费用1.5~2.2万元；
　　安徽省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大腿假肢定额标准4000元/年；
　　河北省工伤职工辅助器具配置项目及费用限额标准：大腿假肢使用期限三年，每具1万元；
　　山西省工伤职工配置辅助器具管理办法（试行）：国产大腿假肢使用年限三年，每具7000元；进口使用年限6年，每具1.2万元。……
　　本文案例1重庆某假肢厂假肢每具38，500元，使用年限4~5年，维修费每年为假肢价格的5%。
　　以上地方政府机关规定，假肢使用费用平均每年约3000-4000元以内。但假肢配置企业的价格却远高于此，如本文案例1大腿假肢每年费用9625元，案例2为7500元每年。两相比较，相差在1~1.5倍。而法院往往参照假肢配置机构意见，而不考虑地方政府的规定。
　　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
　　法律无统一规定，造成区域上的司法不公。既然法律无明确规定，司法解释又说不清楚，那就各吹各号、各弹各调吧！如四川省就直接规定按70年赔偿，上海市、重庆市则规定最长不超过20年。受害人获得的赔偿年限，就看你是在何地何法院打官司，如发生在四川省或其它地区，受害人可按70年或更长年限赔偿；如湖北省某假肢配置机构出具的配置年限为73.5年，对赔偿权利人有利；如损害发生在上海、重庆，按最长不超过20年赔偿则赔偿义务人可少赔。因“地”不同，结果迥然不同。因“地”不同，造成区域上的司法不公。
　　配置标准不统一，造成“同肢不同价”，在义务人的负担上不均衡，有悖于社会公平正义。在假肢的使用年限上，最低的2年，最长的9年；平均每年费用最低的3000元，最高的达9600元。也就是说，需配置相同的假肢，在甲地可获得3000元每年的赔偿；在乙地可获得9000多元每年的赔偿，人为造成“同肢不同价，同肢不同赔”。
　　形成新的社会矛盾。既然存在赔偿年限及赔偿标准的不统一，赔偿权利人就存在争取获得多赔的问题，赔偿义务人就存在能否减少赔偿的问题；权利人如未获多赔则心有不甘，义务人如不达到少赔的目的亦不罢手，新的社会矛盾就此形成。后果是当事人可能反复上诉，申诉，多次鉴定，案件久审不结，浪费大量司法资源，增加事人的讼累；在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心理有抵触，可能不予配合，导致案子久执不下，甚至产生暴力抗法的后果；赔偿费用过高，义务人无赔偿能力，导致矛盾激化、恶化，形成新的不稳定因素。大而言之，当事人可能就此对法律产生怀疑、丧失信心。
　　建议修改“解释”，统一立法
　　残疾辅助器具赔偿年限可考虑与伤残或死亡赔偿金、后续治疗费赔偿年限一致，最长不超过二十年。人的生命、健康是无价的，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及其体现的生命、健康价值亦是不同的；有的人一生创造的价值富过敌国，有的人一生辛劳也仅养家糊口；用同一标准来赔偿不同个体的劳动能力的丧失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公正的。但法律赔偿标准是抽象的，是从整个社会现实形态中所归纳出来，适用于大多数人的标准，从这个角度来说，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按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赔偿20年的标准就不失为一个现实公正的标准。这个标准填补的不是个案中特定的人的财产损失，而是社会中大多数人综合平均的财产损失，其赔偿不是等值赔偿、全部赔偿、绝对公正赔偿。比如：一个10岁的儿童的残疾赔偿金赔偿20年，一个60岁的老人的残疾赔偿金也赔偿20年，有何同一性、可比性呢？因而，现行赔偿标准的价值取向是一个概括的、抽象的、综合性的补偿。虽然法律上有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赔偿”字眼，但其实质不是赔偿而是“补偿”。后续治疗费的赔偿亦是如此。由此及彼，在残疾辅助器具费用的赔偿上，如按“余命”计算，则其质是“全部赔偿”而不是“补偿”，一个人的寿命是多少？能必然地活到70岁或更多吗？按一省或一市公布的预期寿命等同于个体的实际寿命吗？如按“余命”计算更合乎道德，则残疾或死亡赔偿金、后续治疗费等均应按“余命”赔偿。依此理，既然残疾或死亡赔偿金、后续治疗费等均是按最长不超过20年赔偿，则上海市、重庆市的规定至少在现阶段是符合立法本意和实际情况的，值得立法机关借鉴。
　　配置费用标准由最高人民法院院会同民政部统一制定。残疾辅助器具的生产、管理是由民政部门负责的，具有福利性质。制作、配置企业一般均是民福企业，企业是微利的。法律亦规定残疾辅助器具是普及型的。残疾辅助器具特别是假肢等使用年限长、价值高的产品，国家均有行业质量标准。因此，相同产品的制作工艺，材质、对生产工人的要求，应该无大的差别。可以认为，同一产品的使用年限应该相同，价格可以因地区制作成本的不同略有差异，其使用年限、销售价格、维修费用是可控的，是可以统一规定配置标准的。制定标准时，可借鉴四川省的作法，按年龄段确定使用年限，具体到某个年龄段每年假肢费用是多少。也可由最高院、民政部组成专家委员会，对大型残疾辅助器具价格进行招标，在同一时间段、同一年龄段内保持价格的相对稳定合理。该规定应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各级法院相同赔偿案件需配置残疾辅助器具的，可不必经过假肢制作单位或司法鉴定机构再搞一个证明或鉴定，直接套用，以节省当事人的举证费用，及缩短审理期限（不考虑司法鉴定的时间）。
　　允许分期给付或据实支付。即使本案案例中的假肢费用按20年计算，绝对赔偿数额还是高达十几万甚至更高，加上残疾赔偿金、医疗费等费用，个案的赔偿额最低在30万元以上，依靠责任保险交强险的最高赔偿限额为12万元，是解决不了事故赔偿的全部问题。按司法解释，以上确定的费用应当一次性赔偿，如赔偿权利人同意给付定期金的，则义务人应当提供担保。在中小城镇或农村地区，赔偿义务人囿于赔偿能力，能一次性赔偿的很少，分期赔偿法院一般不会支持，提供担保除房屋等生活必需品外，亦无其它的有效财产可供担保，而居住的房屋不是真正意义上可供执行的标的物。现行的一次性赔偿之规定，增大了执行的难度，造成了一部分案件难以执行到位。既然强制执行欲速而不达，何不考虑从制度设计层面上找出路呢？因此，义务人暂无履行能力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用可考虑分期给付，或由权利人按每一更换年限为周期由义务人凭据支付。当然，为保障义务人诚实信用，对义务人的偿付义务可采取一些制约措施。在这些措施都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是否可考虑在交强险社会保险基金内或社会慈善基金、民政福利基金内予以支持（类似于国家建立的刑事受害人救助基金），以保障残障人士的权益。
　　残疾辅助器具费不仅仅是假肢，还主要包括（1）肢残者用的支辅器、假肢及其零部件，假眼、假鼻、内脏托带、娇形器、矫形鞋、非机动助行器、代步工具（不包括汽车、摩托车）、生活自助具、特殊卫生用品；（2）视力残疾者使用的盲杖、导盲镜、助视器、盲人阅读器；（3）语言、听力残疾者使用的语言训练器、助听器；（4）智力残疾者使用的行为训练器、生活能力训练用品。（见王利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一书第76页）。如均按70年或余命赔偿，则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有巨大的赔偿金额，导致义务人赔偿负担的加重或根本无力赔偿。如笔者曾咨询一件交通事故赔偿案例，受害人系一6岁女童，因事故致尿失禁，日夜均需使用纸尿布，按每天最低12元计算（4元/片，每天3片，（73.5-6）×12×365＝295，650元。因此，残疾辅助器具的赔偿费用在人身损害赔偿费用中是大项，不可等闲视之，应慎重处理。唯其如此，应当立法统一标准。

二0一0年五月




湖北太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秦多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