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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下“民事调解”规则随想

梁栋杰

一、法院调解：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
“调解”的字面含义是：劝说双方消除纠纷 。它与裁判、仲裁一并构成纠纷解决的方式。国外称其为“东方经验（Chinese experience）”，并已接纳而广泛发展运用它。早在数千年前，调解就被人们作为一种纠纷的解决方式，可见它由来已久。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所言：“调解是中国司法传统，已有数千年历史，一直是解决民间纠纷的主要渠道 。
一般意义上，可将调解分为诉讼调解和非诉讼调解两大类。诉讼调解就是法院调解，学界对它的理解为：一是指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和协调下，各方当事人就所争议的民事权益进行协商的行为，或指经过协商达成协议的行为 。这里的调解被视为法院的一种审判行为。二是指在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通过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由各方当事人经过充分协商与让步，自愿达成权利与义务安排协议，以解决民事经济纠纷的一种诉讼方式 。这里的调解被视为一种诉讼方式。三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各方当事人自愿就各种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并由法院监督执行，从而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 。这里的调解被视为一种活动。从上述三种表述可见，其对诉讼调解的论述各有千秋，分别从不同角度体现了诉讼调解的特性。简单地说，诉讼调解就是人民法院主持下的诉讼行为、诉讼方式或诉讼活动。它是法官审判职权的延伸，是法官职权与当事人处分权的交汇点 。现代意义上的诉讼调解制度是指在第三方（人民法院）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社会公德为依据，对纠纷双方进行斡旋、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 。
我国的调解制度与当代世界各国发展起来的ADR（美国为主）解决纠纷机制相视，都是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种机制。与诉讼调解相比，非诉讼调解历史悠久，可追溯到中国古代。在“和为贵”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历代王朝都将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的方式，以求社会平安和谐。古人云：“气死莫告状，饿死末做贼，怨可解而不可结。”等名言流传至今，体现了非诉讼调解在中国历史河流进程中的盛行与活跃。
非诉讼调解在形式上多样各异，主要有宗族（家族）调解、自发调解、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调解 、仲裁调解和行政调解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方便当时处于战争状态下人民群众诉讼，便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边区政府在根据地设立了巡回法庭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实属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马锡五同志独创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他本人不为陈规束缚，不被形式纠缠、不论乡间地头和树下炕头、有冤可以诉、有屈可以伸 。 他总结出“审理案件没有架子、没有官气、询问和气、耐心说服、不敷衍、不拖延、没有‘推事主义’和‘了事主义’作风”的审判理念 。这种理念就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灵魂。1946年春，陕甘宁边区米脂中学秧歌队的快板剧《赞调解》就歌颂了该制度下实施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优越性。其一度流行很广 ：调解好，调解好，群众闹纠纷，法官找上门来调。省时、省钱、不跑路，省下时间把生产搞。有理摆在桌面上，法官给咱评公道。有错当众承认了，该怎么处理大家吵。十年纠纷一朝了，和和气气重归好…… 在审判活动中坚持了深入实地、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巡回办案、就地解决、注重调解或调判结合的原则。“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在长期审判实践中得以肯定的优良司法传统；充分体现了我党“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召开了全国司法工作会议，该会议的首要内容就是要求各级法院必须“始终注重调解工作”，将诉讼调解制度视为我国审判制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1954年，我国颁布实施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使得人民调解这种非诉讼调解制度化、法律化，与建国之前的宗族（家族）调解、自发调解相比，具有了合法化的内容。1989年国务院颁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它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的法律依据。我国《仲裁法》第52条规定了仲裁调解制度即仲裁庭在做出仲裁前，可以先行调解。当事人自愿调解的，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做出判决。
现行《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都明确规定了诉讼调解制度，要求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过程中对民事赔偿、行政赔偿、司法赔偿等涉及私权纠纷案件注重先行调解。2004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法释[2004]12号《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它规范了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为及时解决纠纷，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节约司法资源提供了法律基础。
从古至今，我国已经运用调解方式处理了无数起民事案件，展现了中国人民对纠纷解决的聪明与智慧。诉讼调解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调解为主”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1958年毛泽东提出：“我们解决民事纠纷案件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这“十二字”成为指导我国当时民事审判工作的方针即“十二字方针”，并将调解作为审判工作的必经程序加以运用。1964年，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依靠群众办案的指导思想”，与“十二字方针”结合，发展为“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的“十六字方针”。在这一阶段，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近八成的民事案件都是调解结案。于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972年2月2日公布并实施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的规定（试行）》，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处理民事案件应坚持调解为主。凡可以调解解决的，就不用判决，需要判决的，一般要先经过调解。处理离婚案件，必经过调解。调解要尽量就地进行。”。二是“着重调解”阶段（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其最显著的表现是1982年颁布实施的第一部《民事诉讼法（试行）》，将民事案件审判“调解为主”的方针和原则改为“着重调解”原则，并取消了“调解”为民事审判的必经程序的规定。
二、国外调解制度概况
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加拿大、韩国、美国、日本、匈牙利等都十分赏识和重视运用方式“调解”解决民事纠纷，甚至对调解制度专门立法予以确认和规范。如1790年法国在民事立法中就对调解制度予以规定，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一部第2编将调解作为专门立法内容予以规定。1974年，匈牙利颁布实施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7条规定：“在起诉之前，可以请求有管辖权的法院发传票来进行调解。 ”。加拿大将调解制度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并在诉讼法中明确加以规定，在加拿大，涉及到民商事的纠纷案件，调解率都非常之高，有时达到95%以上。韩国则制定专门的调停法规，即所谓的调停制度，对民事案件进行调停活动，从而解决民事纠纷。而美国的ADR，原来专指解决各种诉讼外纠纷的方式，现在已经发展为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智的总称。究其字面而言，指“替代性（或代替性、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其实质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 。日本的《日本家事审判法》、《日本民事调停法》都专门规定了调解制度，体现了他们对调解工作的重视程度。
三、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下，民事调解遵循的规则
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的基本特征和要求应当是：以人为本，和谐诉讼；诉审协调，合而不同；诚信尽责，协同推进；援弱济困，实质平等；繁简得当，方便有效；调判相宜，胜败皆明；公正权威，案结事了；纵横规范，多元衔接；社会正义，回归和谐。
（一）调解法治规则：
调解法治规则包含的内容有：
一是自愿合法原则，人民法院对案件纠纷调解时，必须建立在当事人自愿且合法的基础上，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愿，不得违法调解。这里的合法内容应当包括：调解的启动合法，即必须是当事人提出，而不是法院依职权启动。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内容合法，调解整个过程、方法合法。
二是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法院进行调解时，要查清案件纠纷事实，当事人的争议焦点，然后分清双方当事人各自的是非。坚决杜绝不查事实、不分是非，眉毛胡子一把抓，抱结案了事的态度调解。在这种情况下调解纠纷，对于不明事理或欠缺法律知识、行使诉讼权利失衡、行使诉讼权利对法官依赖性大的当事人来说，往往形成案件调处结果显失公正。
三是自主原则，即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进行调解，是否同意各自达成的协议。这是当事人处分权利的具体行使。四是承诺原则，有人又称其为定期确定原则，即当事人就所争议的纠纷达成协议后，就协议内容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做出承诺的真实意思表示，或者法院允许给予当事人一定期限内反悔，过了该期限后，调解即具有法律效力。
四是调解的启动应当由双方当事人自愿申请提出，而不能由主审法官或合议庭依职权提起，否则会画蛇添足，造成法官侵犯当事人对诉讼权利的主张与处分权。在审判实践中，调解程序的启动一贯做法是，主审法官或合议庭告知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调解后，征得当事人的态度，决定应否进行调解，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案件是由当事人主动提出调解的。
（二）调解程序规则：
一是调解前置规则；
即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将调解作为诉讼程序的必要组成部分，先行调解，该工作应当由立案庭组成‘调停庭（调解庭）’专职审判人员专门进行，当案件经过一次调解未达成协议的，立即转到业务庭，进入审理阶段。但必须是当事人自愿调解，否则，直接将案件转到业务庭。
二是庭中调解，庭后调解；
法庭审理中或审理完毕后，当事人都可以就双方纷争向法庭提出调解。
三是调解主持人应以合议庭为主，独任制为辅；
因案件纠纷而论，灵活、合理的利用合议庭或独任制审判资源。四是调解次数即期限，以一案三次为限；每次间隔最多不超过10日，调解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0日。
四是调解方法与手段规则；
结合传统调解方式即背靠背调解、中介调解、冷调解和穷尽调解等，在合法前提下，灵活运用调解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五是调解监督与救济规则；
应当建立合法有效的调解监督制度，使得诉讼调解活动有相关的监督制约措施。调解本身具有不可上诉性，经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签收调解书后就生效，对法官违反程序性规定、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及违法调解行为，除当事人拒绝调解或拒绝签收调解书外，对调解活动中存在的这些违法行为无法实施监督。为确保诉讼调解活动的公正与效率，民诉法中应该制定相应的监督制约条款，具体监督的内容为：第一对违反自愿、合法原则行为的监督，第二对确保当事人依法、平等享受诉讼权利方面的监督；第三对法官公正、文明及办案效率方面的监督。通过程序性的规范和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推动诉讼调解活动的发展。
另外，还要完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对违法调解、强迫当事人调解、违反程序的调解等要追究承办法官的错案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保证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正确实施。要明确规定在诉讼调解中对违法行为的制裁。
法官在对案件的调解过程中时常会发现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存在违法行为，有的法官为求尽快结案，少惹麻烦，往往对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不作处理。对在调解中发现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如偷逃国家税收、虚报注册资本投资或抽逃注册资金、违法经营等行为，应明确规定必须按权限向有关部门移送，由有关部门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后，方可进行调解，防止执法不严给少数人有机可乘而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六是建立‘参与式’调解的合作机制规则；
法院在调解案件的过程中，应该规定可以邀请人民陪审员、村委会工作人员、单位领导或同事等相关人员参与调解，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化解民商事纠纷，增加调解的成功率。有的案件中当事人对法官提出的调解意见往往存在抵触情绪，邀请相关人员参加调解，可以缓和当事人的抵触情绪，有利于调解。
七是承诺规则即反悔期的确立；
给双方当事人设定相应的承诺反悔期，使得调解更具合法性，有效性，但是当庭能够履行权利义务的案件除外。经过审判实践，当事人的承诺反悔期宜确定在双方达成协议后5日内。
八是调判合一规则
‘调判合一’又称‘调审合一’，它包含以下意思：第一、法院对个案的调解和裁判遵循一个诉讼程序，在案件审理当中，先行调解，案件能调则调，当判则判。第二、案件的调解和审判互动，在审判中调解，在调解中审判，调解和审判不能分立存在。有人提出民事案件的调解和裁判应当分离开，调解走调解的程序，审判走审判的程序，实践看来，这种做法不可取，也没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这与我国调解制度源远流长并愈发完善之趋势是密切相关的。加之现代司法理念下，司法效率与公正的要求，如果将案件的调解与审判相分离独立运行，案件可能会走上漫长的诉讼程序之路，至少要比现行诉讼程序法定期间3个月或6个月更繁琐。因此，对个案的调解和审判应当相互结合，形成调审合一，而不是调审或调判分离。
九是‘三A’规则
‘三A’规则是英文‘Accept Case’、‘Appreciate Case’、‘Admire Case’三个词组的缩写，‘Accept Case’汉语的意思是接受案件，‘Appreciate Case’是重视案件的意思，‘Admire Case’是欣赏案件的意思。
案件主审法官在调解活动中，首先要‘Accept Case’接受案件，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观点和理由，然后，辨明是非，保持中立，主持调解案件，杜绝持以推事主义或了事主义的态度对待案件纠纷的调解。其次，主审法官要‘Appreciate Case’重视案件纠纷，对案件持以‘司法为民’的理念和宗旨，不能摆法官的官威势态，高高在上，使得当事人靠近不得，要在审判活动中体现‘亲民、爱民、为民’的优良司法传统。古人云：哀敬折狱，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就能说明这一点。第三、‘Admire Case’即欣赏乃品味、分析案件事实证据之意。法官通过对案件事实进行谨慎、细致的分析之后，要全盘考量，认真细致的对待，要注意当事人的言行，探求双方当事人争议纠纷的真正缘由。

注 释
载于《中国审判（试刊号）》（世界法律大会专刊），第10页，肖扬答记者问。
参见刘家兴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2页。
参见孙峰主编：《诉讼调解能力》，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
参见柴建国主编：《民商案件举证要点与调解技巧》，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2006年8月2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称《破产法》）专章规定了破产重整制度，使处在破产清算边缘的企业又看到了一丝生存的希望。重整制度的建立是我国破产立法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但同时，我国的重整制度规定得又过于原则，不便于实际操作，尤其是对在实施重整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股东权益调整规定得非常笼统，无法满足实务中的具体需要。笔者将主要从实务上对破产重整中的股东权益调整结合法学理论做出简要论述，以期对破产重整实践有所裨益。

　　一、破产重整中公司股东权益调整的法律依据

　　我国相关法律并没有对企业破产重整中的股东权益调整做出明确规定。但在《破产法》中对出资人权益调整有了原则性的表述。

　　《破产法》第八十五条：“债务人的出资人代表可以列席讨论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会议。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对该事项进行表决。”

　　《破产法》第八十七条：“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同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协商。该表决组可以在协商后再表决一次。双方协商的结果不得损害其他表决组的利益。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拒绝再次表决或者再次表决仍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但重整计划草案符合下列条件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四）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或者出资人组已经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可见《破产法》肯定了在破产重整方案中对出资人权益做出调整的做法。那是否意味着也可以对出资人的股权做出调整？出资人权益即股东权益，是股东因其出资享有的权益。股东权益更准确地说是一个会计学上的概念。股东权益又称净资产，是指公司总资产中扣除负债所余下的部分，是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的之和，代表了股东对企业的所有权，反映了股东在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股东权益是一个很重要的财务指标，它反映了公司的自有资本。当总资产小于负债时，公司就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境地，这时，公司的股东权益便消失殆尽。如果实施破产清算，股东将一无所得。相反，股东权益金额越大，该公司的实力就越雄厚。如果只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调整出资人权益强调的则更多是出资人经济利益的分配调整。但这种理解又与破产重整中的企业实际状况不太相符，显得太狭隘。因为大多数进入破产重整的公司都处于资不抵债的情形，出资人的权益几乎都为负数，无法再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调整。因此，笔者认为，《破产法》中的出资人权益应做宽泛理解，即股东因其出资拥有股权而享有的权利和利益。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的权利主要包括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三大基本权利。股东的权利直接依附于股东的出资，调整股东权益理应包含股东股权比例的调整、乃至于削弱为零。股权的自愿调整基于意思自治原则不存在法律障碍，本文将主要探讨股权的非自愿调整，且该种调整主要表现为股权结构的调整。

　　二、破产重整中股权调整的法理基础和现实需要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破产重整中的股东权益调整得到了法律认可，股权结构的调整亦包括在文意之内。在股东非自愿调整股权的情况下，对其股权进行调整，是否有违背股权本质的嫌疑。在公司正常经营情况下，股东因其自身原因导致其股权被强制拍卖的情况，实践中屡有发生，在《担保法》、《物权法》等法条中均能找到法律依据。但在公司破产重整的情况下，对公司股权结构进行强制调整是否可行？

　　一方面，股东权益调整是公司重整制度的必然要求和公平公正原则的应有之义。重整制度也称破产保护制度，是一项有效保护发生债务危机企业的制度，代表了现代国际破产法发展的主要潮流。重整制度兼顾多重利益平衡，即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债权人与债务人、大股东、中小股东、重组方之间的利益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平衡等。重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当事人均付出一定成本，如果重整计划仅安排债权人延期受偿或者豁免债务，而不对陷公司于破产境地负有一定经营责任的公司股东，尤其是控股股东的权益进行调整，将导致重整成本由债权人承担，重整收益却由股东独享的严重后果，这不仅违背了民法最根本的公平、公正、等价有偿和责权利相统一原则，而且不符合重整制度公平调整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基本价值理念。

　　另一方面，依据信托原理，处在破产重整中的公司，无论是股东权利还是公司治理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受到了限制。公司申请破产重整后，法院将为其指定管理人，由破产管理人接管公司财产进行管理和处分，并决定公司的内部管理事务等。根据信托法理论，破产管理人是破产财产的代理人，其基本概念源于法律拟制，即该法律实体的利益被视为独立于任何对该财产可以主张权利的人而独立存在。 在重整过程中，无论是债务人自己还是管理人来负责管理公司财产和营业事务，这种管理行为都是基于促使公司重整成功这一目的及受信义务而对公司债权人、股东、员工等进行的行为。基于信托理念，受托人可以基于信托目的独立的处理信托事务。如此分析，便不难理解股东权利被强制调整与股东转让股权和解散公司自由并不矛盾。

　　再者，综观世界各国法律，不乏有明确限制股东权利的法律规定。如美国法有规定，重整计划可以削减任何种类的债权而不论其是否有担保，也可以削减任何种类的股权。 韩国法有规定，在因公司董事、准董事或者经理有重大责任的行为而引起重整程序开始原因产生的情况下，应规定以注销对该行为行使有较大影响力的股东及其亲属、以及大统领令所规定的有特殊关系的其他股东的三分之二以上股份或者把三个以上的股合成一股的方法来减少资本。 日本公司法规定，股东得凭其所持有的股票参加重整程序。股东按其股票的数额，有相应的表决权。公司有作为破产原因的事实时，股东无表决权。

　　最后，对股东权利进行调整，是实践中破产中的公司重整成功所需采用的重要乃至关键措施。无论是普遍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还是上市公司以致2008年后频繁出现的外资企业破产重整案中，调整公司股权结构成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举措。典型的上市公司案例有ST宝硕、ST沧化，外资企业案例有雅新电子（苏州）有限公司和雅新线路板（苏州）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三、股权调整的实施

　　（一）坚持公平、公正原则

　　《破产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了，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的情况下，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也就是说，只要股权调整方案是公平、公正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批准进行股权调整。但，如何调整才是“公平、公正”呢？笔者认为，需要做到如下几点：

　　1、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对公司股权结构进行调整，无论是通过股权转让、增资、减资等各种方式，应结合《破产法》、《公司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寻求最佳的实施路径，并遵循相关程序。在破产重整中的企业，其治理结构已经不能如同正常经营的企业一般运行，但在股权调整方案的提出、制定、通知、表决、批准等一系列程序中仍然可以参考《公司法》中的相关条文，做到合法合理合情地调整股东权益。

　　2、根据股东类型和所作贡献做出合理的股权调整方案。每个公司的股权结构有所不同，股东的情况也有差异。有控股股东、大股东、小股东，优先股股东、普通股股东，非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管理层股东等等。基于不同类型的股东，其在重整中的地位不同，对公司身陷重整境地所应负的责任是不同的，其通过重整程序所能获得的利益也是不同的。因此，对纳入调整范围的股东以及调整的幅度并非一定是“一刀切”才是公平、公正。

　　3、赋予被调整出资人更多的话语权和积极性。虽然公司成立之后成为独立的企业法人，拥有独立的财产和人格。但公司的成立是基于投资人的合意，基于投资人的出资行为，同时，公司的存续和发展对股东有着极大的依赖，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也都是基于股东权利而产生的。因此，在股权调整过程中，应适当注意被调整股东的情绪，在股权调整实施的整个过程中，给予被调整股东应有的参与权、表决权、监督权。同时，当公司陷入破产境地，重整能给公司存续带来希望，也能让股东在公司重生后获得利益，因此，在重整方案中应尽力调动出资人参与重整的积极性。

　　（二）股权调整的方式

　　综观实践中破产重整的各类措施，股权调整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股权转让。即将出资人的股权全部或部分地转让于他人，可以有偿也可以无偿。管理人将拟调整出资人股权转让的比例、价格、受让方等相关内容列入重整计划草案中，待重整计划被批准后，根据重整计划规定的条件进行股权转让。股权转让，可能是原股东之间的转让，也可能是原股东向新股东转让。原股东之间的转让，在股东增加控制权后往往伴随着原股东投入新的资金，直接用于弥补公司亏损和用于日常经营。

　　2、增资扩股。即通过发行新股或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形式，由原股东增加投资或新股东投资入股，从而增加企业资本的一种方式。然而，采取此种方式必须以部分原有股东或新的股东愿意注入新的资金足以保障重整的启动和进行为前提，否则此种方式将不具有可行性。基于公平、公正的考虑，对那些不愿增资的股东，应当给予其相同的出资时间和机会。在公司净资产为正时，由于股东的股权尚有一定的价值，在增资扩股时，对不愿增资的股东享有的股权份额不可随意剥夺，应当根据破产清算时该部分股东可能分配的利益，为其保留相应的股权份额。

　　3、债权转股权。即指债权人将所持债权转为其对债务人股权的投资行为。 关于能否以债权出资，之前一直存在争论。但《公司法》修改之后，能够以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都可以作为出资。于是，以债权出资在法律上不存在什么障碍。但债权出资不仅存在法律风险，而且存在较大的道德风险。债权人以对破产企业的债权出资，相当于先向债务人收回债权，这有违破产法债权公平清偿的原则。同时，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企业已是资不抵债，需要新的资金投入以使企业恢复正常运转，而债转股虽然可以减少公司负债，但并不能解决破产急需资金的问题。因此，债转股在破产重整中适用应谨慎，一般也是结合其他几种方式合并使用。

　　4、以上三种方式的结合。破产重整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往往需要多种措施并行使用。在重整过程中，原股东可能借此机会受让股权成为控股股东或者引进新股东增资控股，同一行业的债权人也可能愿意整合行业资源进行债转股成为公司股东。实践中以受让股权最为频繁。

　　（三）股权调整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