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规制诱惑侦查的法理评介
吴 丹 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武汉，430073）
摘 要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其不当适用可能导致侦查陷阱。在美国判例法上，从对侦查陷阱的宽容态度到“陷阱之法理”再到“正当程序抗辩”，围绕诱惑侦查的合法性问题，演绎了规制侦查权的艰难历程，折射出侦查程序中关注人权保障的深层底蕴。由此得到启示，我国目前实践中诱惑侦查的无序状态也亟待法律规范。
关键词 诱惑侦查；侦查陷阱；陷阱抗辩；正当程序抗辩；法律规制
为了侦缉某些隐蔽性强的特殊案件，侦查人员往往设计某种诱导犯罪的条件或机会，待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时，当场将其拘捕。这种运用诱导性手段进行刑事侦查的例子在实践中屡见不鲜，侦查机关也将这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当作出奇制胜之法宝。问题是，如果被诱惑者原本乃清白之人，并无犯罪意图，他仅仅因为侦查人员实施的强烈诱惑而犯罪，侦查机关是否有罗织圈套、陷人入罪的嫌疑？如果这种侦查手段是违法的，那么作为公民有没有权利对之提出抗辩呢？
让我们看看最早对其进行理论研究的美国，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
美国于1910年FBI成立后，就开始将这种诱惑性手段运用于刑事侦查中，在间谍活动频繁的二战期间尤甚。学界称之为Encouragement[1]，可译为“刺激侦查”或“诱惑侦查”。它又因被诱惑者先前有无犯罪倾向而在理论上区分为机会提供型和犯意诱发型，后者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侦查陷阱（police entrapment）。对侦查陷阱的经典定义表述为，“侦查机关在本来并无犯罪倾向的无罪者心里植入(implant ）犯罪意图，诱使其实施犯罪行为，然后使之受到追诉”。[2]这种侦查方法曾被侦查机关不加区分地广泛采用，并为法律所容许，但后来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警察设置的圈套实际上是在“引诱”原本清白的人进行犯罪活动，因此违反了宪法修正案第四条，构成非法搜查。[3]然而，对于侦查陷阱进法律规制的过程，在美国判例法上却演绎了一段漫长之路。
最早对侦查陷阱进行规制的案例乃要溯及到1932年的索勒斯（Sorrells）案 [4]。该案发生在美国禁酒法（the National Prohibition Act）时期，装扮成旅行者的侦查员在与索勒斯交谈中，得知二人在一战时曾在同一部队，于是便借战友情再而三地纠缠索勒斯，要求其提供威士忌。索勒斯虽极不情愿，但难违战友之情，最终提供了威士忌，随即遭到逮捕和起诉。一审和二审都对索勒斯作出了有罪判决，但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认为，决定本案的关键在于“国家是否应处罚由于侦查人员的行为而制造的原本清白的公民所实施的犯罪”，“如果被告人以‘陷阱’为由主张无罪，那么理应接受相关的个人行为与品格调查，如果调查结果仍使被告人处于不利地位，那也只是抗辩的性质自身招致的结果而已。”据此，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撤消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决，从而首次以判例确认了“陷阱抗辩”（entrapment defense）。然而，对于判断构成陷阱的依据，几位法官内部稍有分歧。主审法官Hughes 为首的多数派认为陷阱抗辩旨在禁止执法人员通过“引诱无辜者(innocent person)犯罪进而对其惩罚”的方法来进行刑事侦查，因此陷阱抗辩应考察被告人有无犯罪的意图（intent）或倾向（predisposition）；而Roberts等少数法官则认为“对于因政府自身的侦查行为鼓励（instigate）的犯罪，法院应该关闭对该罪进行审理的大门（即驳回起诉）”，从而将考察的焦点集中于政府的行为是否在诱导犯罪。[5]这种分歧就为以后关于陷阱抗辩的主观说（Subjective approach）和客观说（Objective approach）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1958年的谢尔曼（Sherman）提供毒品案[6]，是形成陷阱之法理（Law of Entrapment）的标志性案例。该案是因侦查机关的耳目在一家诊所治疗毒瘾时，遇到了也在那里治疗的谢尔曼，遂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多次要求对方提供毒品，谢尔曼再三推辞，但最终还是为他弄到了几包毒品，因此被逮捕。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援引了索勒斯一案中Warren法官的话，“决定陷阱抗辩是否成立，必须在坠入陷阱的‘轻率的清白者’（unwary innocent）和‘轻率的犯罪者’（unwary criminal）之间划一条界线”，再次肯定了索勒斯案中多数派的意见，撤消了地方法院对谢尔曼的有罪判决。同样地，参与该案审理的法官也有类似前案的内部之争，但仍然是主观说占了上风，从而使该案与索勒斯案一脉相承，确定了以考察被告人有无犯罪倾向作为侦查陷阱成立与否标准的“索勒斯——谢尔曼准则”（Sollors-Sherman Test），“陷阱之法理”基本形成。
二
尽管以“索勒斯——谢尔曼准则”为代表的主观标准说占据了美国司法界“陷阱之法理”的主导地位，但在学术界却引发了主观标准说与客观标准说的争鸣。前者以犯罪嫌疑人有无犯罪倾向为依据，后者以诱导行为本身性质为判断标准，孰是孰非，几十年来在美国可以说是争得不可开交。
反对主观说的人认为，“不关注政府行为的正当性就不可能区别有犯意（predisposed）和无犯意（nondisposed）——这正是主观说忽略的因素”[7]，因而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并且由于主观犯意很难判断，企图设定一个界限无异于制造了更大的不确定性，[8]因而不易把握。虽然联邦司法系统和多数州采纳了主观说，但与之相对应的客观说仍然取得一席地位，获得了加利福尼亚等13州法院和多数学者的支持，并且被《模范刑法典》（Model Penal Code）所认可。[9]客观说早期以源于大陆法系的“诱惑者之法理”（Law of agent provocateur）为理论基础，后继联邦最高法院部分法官和一些学者的发展完善，得以对抗主观说。它强调陷阱之构成应考察诱惑侦查本身是否具有诱发他人产生犯意的性质，而衡量的标准往往集中于侦查人员有无实行诱惑侦查的合理怀疑（reasonable suspicion）。他们提了两个原则[10]：（1）如果警察的行为引发了正常守法者的犯罪动机（motive）而不是普通罪犯意图，则侦查陷阱成立，例如，行为引起了某人处出于友情或同情犯罪而非因谋求个人利益或其他犯罪目的；（2）积极的（affirmative）警察行为如果通常能吸引一个正常的守法者参与犯罪，则同样构成侦查陷阱，例如警察行为包括：保证被告人所为不犯法或该犯罪不会被侦查，提供过高的报酬或类似的诱惑。
批评客观说的人指出，同样适当的诱惑行为，如果针对那些自制力弱的人，则很可能是违法的；同样的过分的诱惑行为，如果针对意志力强的狡猾的犯罪，则可能毫无作用。[11]那么，完全抛开被告人的主观因素来判断侦查行为是否构成陷阱，无疑也不能避免片面性。
主观说和客观都不能自圆其说，于是有人提出两者沟通说。[12]他们认为这种分类过分扩大了两者的差别，其实两者是相通的，理由有：第一，客观说所依据的可能性（likelihood）在很的程度上依赖于诱导所针对的目标（target）只要警察将其注意力直接指向那些有犯意的人，构成侦查陷阱的风险客观来说就很小，诱惑行为就是允许的。在大多数情况中，只要被告人存在犯意，主观说和客观说都是允许进行诱惑侦查的。第二，大多数法院采纳客观说时都辅之以起因要件（causation requirement），此要件意味着被告人不仅须说明诱导行为的非正当性，而且须说明诱惑行为致使他犯罪。如果此要件被严格采用，实质上主客观说之间的差别也就完全消失了。
在德劳瑞恩(Delorean)案中，主客观沟通说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德劳瑞恩当时急需一千万美元来拯救其汽车公司，FBI的情报人员霍夫曼系德氏以前的邻居，向他透露了从事的毒品交易，怂恿德氏卷入大宗的毒品交易并利用其名下公司洗钱。德劳瑞恩因此遭到了逮捕，但结果被判无罪。尽管从陪审员事后发表的评论来看，他们似乎采纳了客观标准说，但有人指出，该判决不但是以否定FBI采取的侦查行为方法为基础，而且还基于政府不能证实德劳瑞恩的犯罪之结论[13]。这实际上结合了主客观说之证明责任，给予主客观因素相同程度的关注，于是差别就无形中被模糊(smudged)了。
三
1973年的拉塞尔(Russell)案中[14]，陷阱抗辩开始被上升到宪法的高度。
在该案中，侦查机关为了破获制造毒品的犯罪组织，向拉塞尔等被告人提供了一些制造毒品必需的原料和器材（并非违禁品但入手困难），侦查人员以此为便利得以查看制毒现场并获得了毒品样品。当被告人利用这些原料和器材制造出毒品后，即以制造、贩卖毒品为由遭到逮捕和起诉。一审判决有罪，被告人不服，在二审时他援引了违法收集证据的排除法则，主张侦查机关参与犯罪并在犯罪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从而认为对自己的起诉违反了法律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否定了被告人的理由，Stewart、Brennan和Marshall法官认为，正当程序原则的确不允许执法机关为了使被告人被判有罪而采取违反刑事诉讼原则的过分行为，但是本案中的侦查机关仅仅向被告人提供了并非违禁的原料，并未违背违法收集证据法则，故被告人主张的正当程序抗辩不成立。在本案中，法官讨论的焦点已不再局限于主观说和客观说的原有范围，而上升到政府的行为“是否违背基本的正当程序原则（principles of due process）”、“是否违背基本的公正(fairness)和普遍意义上的正义(justice)”的高度，[15]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尽管该案及随后的汉普顿案（Hampton v.U.S.,1976）中，联邦最高法院都否定了被告人的宪法性（constitutional）抗辩，但并不意味着符合条件的正当程序抗辩不会被采纳，因为正当程序乃是支撑美国法律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果然，在1978年的托戈（Twigg）制造毒品案[16]中，第三巡回法院首次采纳了正当程序抗辩。这起案件是由侦查人员与友人托戈交往时，共谋制造毒品，之后又由侦查机关提供制造器材、原料和场所，当托戈与该侦查人员共同提炼出6磅毒品后，受到了逮捕和起诉。审理该案的法官认为，侦查机关的行为完全是以起诉虽有犯罪前科但过着平静生活的被告人为目的，“我们不能容忍执法机关所实施的行为和对由此诱发的犯罪所作的起诉。”他们认可了被告人提出的正当程序抗辩，从宪法角度批评了国家执法机关诱使清白的公民犯罪的极端行为。但是由于该判决是由第三巡回法院而非联邦最高法院所作，自然也遭致了一些非议，有的法院就遭讽正当程序抗辩是侦查陷阱的“私生子”(illegitimate offspring)，对此有学者马上回应说，保护个人的宪法权利并不必然要求“大法官之足”（chancellor’s foot）先行。[17]
由于正当程序抗辩超越了传统的主客观之争，将政府行为纳入到合宪法性角度进行考虑，更严格地限制侦查陷阱的实施，因此，在诱惑侦查频繁发生的七八十年代之美国，其对于防止诱惑侦查的滥用，抑制侦查权力的恶性扩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后发生的震惊美国ABSCAM事件，使得对侦查陷阱进行法律规制遂成司法界与理论界的共识。以此为契机，美国司法部制定了《关于秘密侦查的基准》(Attorney General’s Guidelines on FBI Undercover Operations)，该基准在注意不与正当程序原则和“陷阱之法理”相抵触的前提下，明确规定了诱惑侦查的许可基准、申请程序的实施期间，从而实现了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对诱惑侦查的规制。
四
丹宁勋爵曾言，“人身自由必定与社会安全相辅相成的。……每一社会均须有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社会必须有权逮捕、搜查、监禁那些不法分子。只要这种权利运用适当，这些手段都是自由的保卫者。但是这种权力也有可能被滥用，而如果它被人滥用，那么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18]作为侦查机关，维护社会安定，有效地打击犯罪是其职责所在，特别是随着社会发展，犯罪案件日益复杂化，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许多新型的犯罪（诸如贩毒、行贿、伪造货币、组织卖淫、网络犯罪等等）以其高度的隐蔽性和高超的反侦查手段，对传统的侦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诱惑侦查的产生正是顺应了更有效打击犯罪的需要，并被实践证明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侦查手段。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然而，正如本文所引案例时指出的，这种侦查带来的一个最大危害是可能导致诱人犯罪，侵犯公民的权益。那么，在允许进行诱惑侦查的同时就应当防范“侦查陷阱”的形成。美国从对诱惑侦查的过于宽容到以“陷阱抗辩”限制，最后将之纳入宪法的“正当程序抗辩”，充分表明了刑事诉讼中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围绕着诱惑侦查权的行使和抑制，生动展现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透过美国规制诱惑侦查的演进轨迹，我们可以体会到刑事程序应具有的对于个人权利的深切关怀。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学界对于诱惑侦查理论还相当陌生，但不可否认在当前的犯罪侦查中却是存在诱惑侦查手段的。但是，这种实践中通行的做法在法律上却找不到相关的依据。虽然公安部在1984年的《刑事特情工作细则》中曾对特情设制和证据采纳方面作过一些简单规定，但法律上对诱惑侦查的明确规制则依然是一个空白。如何面对侦查陷阱——这是关系到实现侦查法治化的一个重大问题。“既然法律本身包含着产生专横权力的巨大危险，那么，法治的使命就是把法律中专横之恶和危险降低到最低的限度。”[19]基于此，笔者由美国关于规制诱惑侦查理论得到启示，简要提出如下几点规制我国诱惑侦查的建议：首先，诱惑侦查的适用范围应当是具有相当隐蔽性的无被害人案件，而且限于具有重大社会危害性的刑事案件，对政治犯罪则鉴于ABSCAM事件教训，不宜采用；其次，诱惑侦查对象应当针对那些“有合理根据或足够理由表明正在实施犯罪或有重大犯罪倾向的人”；再次，诱惑侦查的行为方式必须符合适度性原则，不得以侦查人员为主采取过分诱惑行为；最后，从程序控制上说，应当设定一个严格的审批监督程序，防止诱惑侦查的滥用。
面对侦查陷阱，我们也应当享有说“不”的权利。“程序的法治化，首先应当是侦查权力的法治化。”权力必须得以行使，但必须是合法地行使，侦查的合法界限在于侦查必要性与保障人权之间的衡平，诱惑侦查的底线在于不能设置陷阱，不能诱人犯罪。在弘扬程序正义，实现法治的今天，我们是否应当检讨司空见惯的权力运作之隐患，是否给予弱小的个人权利以更多的关注？这种思考对于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严打”或许是一贴清凉剂。
作者地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研9901班，邮编：43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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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市政府关于发布《鄂州市地方税费征收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
湖北省鄂州市人民政府
市政府关于发布《鄂州市地方税费征收保障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鄂州市地方税费征收保障实施办法》经2010年第13次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请遵照执行。
二〇一〇年十月三十日
鄂州市地方税费征收保障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地方税费征收管理，保障地方税费及时足额入库，维护纳税人、缴费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湖北省地方税费征收保障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地方税费征收保障，是指地方税务机关（以下简称地税机关）以及相关部门、单位根据地方税费征缴的特点和要求，为保障地方税费及时、足额入库所采取的监管、协助等措施的总称。
第三条 地方税费征收保障以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以依法治税、应收尽收为目标，以综合治理、源头控管为主要方式。
本市各级地税机关征收税费的保障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地方税费征收保障相关部门和单位（以下简称地方税费保障部门）包括发改、住建、教育、科技、公安、民政、财政、人社、国土资源、环保、交通、水务、招商、文体、卫生、审计、统计、国税、工商、质监、房产、规划、物价、工会、人行、保险、残联和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应加强对地方税费征缴工作的领导，成立以政府为主导、地方税费保障部门参加的地方税费征收保障协调领导小组，负责地方税费征收保障工作的领导、组织、指导、协调工作，并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和通报。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及相关部门、单位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越权制定涉及地方税费的文件，不得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不得干预地税机关依法征收税费。
各级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及相关部门、单位在制定规范性文件时涉及地方税费内容的，应当征求同级财政部门和地税机关的意见，并按规定备案。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应当不断完善电子政务平台，积极支持地方税务系统信息化建设，尽快实现涉税涉费信息采集的社会化和信息化。
第八条 地税机关应当广泛宣传税收法律、法规，无偿、优质、高效地为纳税人及有关部门提供税费咨询服务。
地税机关应在各级纳税服务大厅及时公告、更新相关税收统计信息，为社会公众及相关单位和部门提供方便。
第九条 地方税费保障部门应与同级地税机关建立长效工作协调机制和信息交换与共享制度，与地税机关的网络互通，为地方税费源库提供数据接口，实现涉税涉费信息实时共享。
地方税费保障部门向地税机关提供涉税涉费信息，包括书面、电子文档等形式。
第十条 地税机关向地方税费保障部门索取的涉税涉费信息，地方税费保障部门应积极配合，无偿提供，不得推诿。
地税机关应当每半年向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通报一次所提供的涉税涉费信息利用情况。
地税机关按照规定向有关部门、单位提出涉税涉费信息需求，信息的提供范围、具体方式、格式要求等，由地税机关与有关部门、单位协商确定。
地税机关对有关部门和单位提供的涉税涉费信息要科学分析、综合利用，不得用于税费征收管理之外的其他用途。
第十一条 地税机关应当严格按照委托代征有关收费、基金等政府非税收入的规定，及时将政府非税收入上缴财政，不得违规设立政府非税收入过渡户，不得擅自减免和违反规定就地分解。
第十二条 发展改革部门应于每季终了后15日内，向同级地税机关提供上季度基本建设项目投资计划核准情况以及其他涉税信息。
第十三条 住建部门应于每季终了后15日内，向同级地税机关提供上季度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发放以及其他涉税信息。
第十四条 教育部门应于每年7月15日和次年1月15日前，向同级地税机关提供前半年度新成立的各类办学机构的审批以及其他涉税信息。
第十五条 科技部门应于每年7月15日和次年1月15日前，向同级地税机关提供前半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名单和专利技术转让以及其他涉税信息。
第十六条 公安部门应依法查处税收违法犯罪行为，为地税机关查询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身份证号码、暂住人口居住、境外人员出入境及其他与税费相关的信息提供方便与协助；纳税人欠缴税款达到一定标准，出境前未结清税款、滞纳金又不能提供纳税担保的，经地税机关报备后，公安机关应阻止其法人（负责人）出国离境；公安车辆管理部门在办理车辆年检时，应与地税部门联合办公，按照“先税后检”的原则，凭地税机关开具的《鄂州市机动车辆申请年检征免税情况证明单》进行年检；公安部门应于每季终了后15日内，向同级地税机关提供上季度机动车辆注册登记、驾驶员培训、房屋租赁和外籍人员出入境、就业、上季度流动以及其他涉税信息。
第十七条 民政部门应于每年1月15日前，向同级地税机关提供上一年度社会团体、福利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变更、注销以及其他涉税信息。
第十八条 财政部门在编制、调整地方税费收入预算草案时，应充分听取同级地税机关的意见，并按照现行财政体制的规定和省、市人民政府有关地方税费征收经费政策的要求，将地方税费征收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应通知地税机关参与国有企业兼并、划转、转让、改组等事宜，并于批准后15日内向同级地税机关提供兼并、划转、转让、改组改制以及其他涉税信息。
第十九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统一社会保险费参保单位的社会保险登记号码，及时向地方税务机关提供缴费人社会保险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及社会保险费核定情况。并于每季终了后15日内，联合财政部门和地方税务机关开展缴费人的户籍、欠费清理，实行分类管理。经地方税务机关检查发现用人单位少报、漏报社会保险费额的，应及时反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依法查处，重新核定。
第二十条 国土资源、房产管理部门应当为地税机关查询土地权属和转让、房屋销售合同备案情况提供协助，对申请办理土地、房产权属变更手续的单位和个人，严格按照“先税后证”的原则，不能提供发票、完税证明或免税证明的，不予办理相关手续。每季终了后15日内，国土资源部门应向同级地税机关提供上季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审批、应税矿产储量、计划开采量、实际开采量和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等信息。房产管理部门向同级地税机关提供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房屋拆迁及其他涉税信息。
第二十一条 环保部门应按相关规定每月向同级地税机关提供排污费核定、缴费人基本情况以及其他涉税信息。
第二十二条 交通部门应于每季终了后15日内，向同级地税机关提供上季度交通建设项目信息、车辆船舶营运证发放以及其他涉税信息。
第二十三条 水务部门应于每季终了后15日内，向同级地税机关提供上季度水利建设项目以及其他涉税信息。
第二十四条 招商部门应于每季终了后15日内，向同级地税机关提供上季度已落户投产的项目名称、引荐人、项目投资规模、投资地点以及其他涉税信息。
第二十五条 文体部门应当在大型营业性演出、商业性体育比赛或者其他重要文化体育活动举办前3日内向同级地税机关提供活动的相关信息；文化、新闻出版机构应于每年7月15日和次年1月15日前，向同级地税机关提供前半年度文化、娱乐场所、印刷厂等新闻出版市场以及网吧登记、注册、变更、注销和其他涉税信息。
第二十六条 卫生部门应于每年1月15日前，向同级地税机关提供上一年度医疗机构设置审批、变更登记、注销以及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核定信息和其他涉税信息。
第二十七条 审计部门应将税收政策执行情况作为重要审计内容，对查出的税收违法行为依法处理。
第二十八条 统计部门应于每年7月15日和次年1月15日前，向同级地税机关提供前半年度规模以上工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分注册类型、行业增加值、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综合统计资料以及其他涉税信息。
第二十九条 国税部门应于每月底与同级地税机关相互交换涉税信息。
第三十条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与地方税务机关建立登记信息交换与共享制度，于每月15日前向地方税务机关通报上月份办理设立（开业）、变更、注销（歇业）登记以及吊销营业执照的情况，确保地方税务机关及时准确获得纳税人的工商登记信息。
第三十一条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于每季终了后15日内，向同级地税机关提供上季度企业、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登记、变更、注销以及其他涉税信息。
第三十二条 规划部门应于每季终了后15日内，向同级地税机关提供上季度主城区建设规划、住房建设规划核准情况以及其他涉税信息。
第三十三条 物价部门应于每年7月15日和次年1月15日前，向同级地税机关提供前半年度涉及地方调整收费的项目和标准信息。
第三十四条 工会部门应于每月底，向同级地税机关提供上月份单管户应缴工会经费、缴费人基本情况等涉税信息。
第三十五条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为地税机关查询纳税人的账户开立情况、实行税收保全及采取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提供协助。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申请开设银行帐户时，不能提供税务登记证明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不得为其办理相关手续。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开设账户，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在账户中登记税务登记证件号码、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记纳税人的账户账号。
外汇管理部门对个人及境内机构在办理非贸易购付手续时，向境外单笔支付30000美元以上，按照我国现行税收法规及税收协定属于外国企业所得税应税范围的服务贸易、收益、经常转移和资本项目外汇资金时，应要求提交税务部门开具的税务证明。
第三十六条 招标投标管理机构应于每季终了后15日内，向同级地税机关提供上季度工程招标项目资料、项目合同备案信息。
第三十七条 残疾人联合会应为地税机关查询残疾人证信息发放提供协助。
第三十八条 其他地方税费征收保障相关部门和单位，经地税部门提请，应及时将涉税、涉费信息提供给同级地税机关。
上述信息资料的传递工作，各单位要明确专人对口联系，并逐步建立信息资料的网上传递机制，实现信息的共享。
第三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和相关部门、单位表彰各类先进个人发放的奖金及实物应按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的个人各类捐款（物）按规定在税前抵扣。
第四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及相关部门应当积极支持、配合地税机关加强发票管理；凡属于发票管理范围的收费性票据，都应当依法纳入发票监管范围。发现未按规定使用发票的，应当及时向地税机关通报；凡未按规定取得发票或应在我市开具而未在我市开具的发票，不得作为报销凭证。
第四十一条 地税机关按照有利于税收控管和方便纳税的原则，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实际需要，可以对零星分散和异地缴纳的税收实行委托代征，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给予支持和协助。
第四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违反税收法律、法规以及侵犯自身合法权益的税收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地税机关接到举报后应及时调查，依法处理，并对举报人的情况严格保密。
地税机关对被举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查实后，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
对非法干预、阻挠地税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对地方税费征缴工作造成严重影响的，以及损害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的，依法查处。
第四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应将地方税费保障工作列入对相关部门、单位的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并对地方税费征收保障工作进行检查、考核和通报。考核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有关部门和单位履行税费保障职责情况；
（二）有关部门和单位涉税涉费信息传递情况；
（三）受托代征税款的单位代征税款情况；
（四）有关部门和单位作为扣缴义务人的税款扣缴情况。
对在地方税费征收保障工作中制度完善、工作得力、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应给予奖励。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地方税费保障部门，各级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予以通报批评：
（一）制度不完备、措施不得力，没有落实专人负责的；
（二）不按规定向地税部门提供有关涉税涉费信息资料，或涉税涉费信息内容严重失真、时间滞后，导致控管不力、税款流失的；
（三）在资格审查、登记手续、年审审验、证件发放等工作中不按规定程序办理，导致国家税费收入流失的；
（四）未按规定代征、扣缴税（费）款，造成税（费）款严重流失的；
（五）其他违反税收征管的行为。
有上述情况的部门或单位，除对部门或单位通报批评外，依规定对部门或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实行行政问责；需要给予行政处分的由监察机关实施。
第四十五条 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规定实施行政问责；需要给予行政处分的由监察机关实施；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或者非法干预、阻挠地方税务机关依法执行公务的；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开征、停征、多征、少征、提前征收、延缓征收、摊派税（费）款的；
（三）未按规定用途使用涉税涉费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挤占、挪用或者延迟解缴代征税款，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
（五）其他违反税收征管的行为。
第四十六条 地税机关可与有关税费保障部门和单位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制定税费征收的具体实施细则。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0年11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5年11月14日。
